【專欄】 台灣最後一位紳士吳基福先生的故事

在日本統治台灣時代，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是相當有理想的，也因此，這些人往往被稱為「讀書人」，意思是他們很明理、懂事，可以幫忙調解社群糾紛。這和今天的時代確實是大異其趣；今天許多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往往連基本常識都闕如，因此，我們會說這種人「讀書讀到背後去」，或是說「書讀在背後的」，不是讀進頭腦裡，才會不明事理。因此，也會形容這種人是「四書五經讀到透，不知三字龜、鼈、竈」。

讀書人，不僅是懂得事理，而且要有理想。因此，在日本統治時代，雖然日本統治者嚴厲禁止咱台灣人讀法律與政治，鼓勵咱台灣讀書人讀醫科，這樣可以好好賺錢，每天都跟病人在一起，甚至要經常出去「往診」，就沒有時間或不會想要關心政治、社會的議題。另外日本政府也鼓勵台灣人讀師範學校，可以去當老師，而當老師用的都是「教科書」，就是只能照本宣科，這點也是國民黨政府到台灣來最大的「成就」，就是用「標準教科書」，這種教科書就是從國小開始直到高中大家都有標準版本，舉凡國文、公民、歷史、地理等四科都是由統治者管轄的國立編譯館編輯審核發行的版本，這樣可以控制人民的思想。這種教科書內容變化不大，老師只要教過一次，以後就很輕鬆。這種現象直到1997年8月，立法院通過開放民間編輯出版上述這類書籍，才改變了許多過去傳統對地理、歷史的認知。這也是為什麼近幾年來會發生審核學校用書的「課綱」問題，這些「課綱」並不會討論到理科的教材，只會在歷史的教材上有爭議。很多學者都希望能將歷史課綱的設計以咱台灣為中心，將中國歷史併入世界或是亞洲歷史的領域。但那些主張回到中國去的學者卻往往堅持不同意見，但這種問題只會出現在咱國家，因為我們是一個被日本和國民黨統治之下而分裂的國家。同樣是移民或被殖民過的美國、澳洲、紐西蘭等地國家的人民都不會說他們是英國人，只會說他們祖先來自英國，但他們是美國人、澳洲人、紐西蘭人。

我認為看一個國家，就是從教育和醫藥衛生切入才正確。因為好的教育，會幫助人民開啟廣大的胸襟，會有遠見、理想；好的環境衛生、醫療制度，人民身體就會健康，這樣的國家一定會強盛。

有一位在1970年被南部人稱之為「台灣最後一位紳士」的醫生，就是「吳基福先生」，他是一位非常出名的眼科醫生。他會被稱為「最後一個紳士」，原因是懷有崇高理想，認為應該辦一份能真正替咱台灣人說話的「報紙」。這就是《臺灣時報》成立的背景。

創辦《臺灣時報》為公義發聲

這份《臺灣時報》的前身是1946年在花蓮開始的《東臺日報》，經過多次改組，直到1971年6月18日，遷移到高雄並且首次召開股東大會，通過組成《臺灣時報》第一屆董事會，推選吳基福為首任董事長，並在同年8月25日，創刊《臺灣時報》。當時這份報紙與在高雄的另一份深受民眾喜愛的《民眾日報》的發售量，都遠勝過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新生報》、《中華日報》、《聯合報》，以及後來的《中國時報》。吳基福醫師並不以此為滿足，他說服董事會，在1980年11月3日，在美國舊金山創辦《遠東時報》，和聯合報系統的《世界日報》相抗衡，但國民黨政府因為遠東時報從美麗島事件後的相關報導之言論，都與台灣的尺度相差太大，而將其外匯資金控制，導致《遠東時報》無法繼續發行，而這也牽連到在台灣的《臺灣時報》財務發生周轉困難，因為銀行都被國民黨政府管控，結果報社改組，由國民黨要員王玉雲的弟弟王玉發接管該報，也導致吳基福先生鬱鬱而終。

吳基福先生是在1916年10月12日出生在高雄旗山。他有一個雙胞胎的弟弟，名「吳基生先生」，是個牙科醫生。也是台灣醫界有史以來也可說是空前絕後唯一的一位牙醫師當省立旗山醫院院長。

其實吳基福先生原本是想當牧師去傳福音，因為他小時是進入旗山公學校讀書，畢業後就進入長榮中學就讀，在學校深受當時校長萬榮華牧師（Rev. Edward Band）的影響甚深，並且接受洗禮，也立志畢業後要進入神學院就讀。因為萬牧師在學生中一再勸勉、鼓勵大家，將來畢業後進入社會工作，一定要記得服務人群，奉獻給社會。萬牧師一再勉勵學生要像耶穌說的——成為世界上的「鹽」，和「光」。萬牧師告訴學生：鹽巴雖然廉價，但三餐飲食卻都需要它，因為鹽有「調和」作用，大家都需要它；而蠟燭的光雖然很微小，但卻是人類在黑暗中的盼望，它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吳基福先生說當年在長榮中學聽到萬牧師這樣的勉勵，使他受用終生。因此，在中學畢業後，他突然有個新的想法：要成為一個醫治人身體的「傳道者」，同時是一個「心靈的引導者」。因此，他考上了神學院時，也同時考上了日本醫科大學。最後，他決定獻身醫療的工作。

在醫學院讀書時，有一位影響他選科系甚為深遠的教授，就是當時在日本眼科權威「中村教授」，他在演講中告訴學生，雖然大家都爭著要去當「大科——外科、內科、婦科、小兒科」等醫師，但一定要記得：眼睛雖然非常小，卻是人體中最為重要的器官，即使那些大科的名醫，也要眼睛的幫助。簡單易懂的話，改變了吳基福先生選科的決定，也是他決定選擇眼科跟隨中村教授學習之因。他一直覺得改變他生命最重要的兩個人，一位就是在長榮中學校長萬榮華牧師，另一位就是在日本醫學大學眼科的中村教授。當1942年，吳基福先生從醫學大學畢業後，就跟隨中村教授學習眼科，而令中村教授感到相當驚訝的，就是吳基福先生是畢業生中成績最優秀的，是當年第一名畢業，但卻沒有選擇大科的路線走。也因為這樣，中村教授對吳先生的疼愛，尤其是中村教授並沒有因為吳先生是台灣人而有任何鄙視的態度，甚至是傾囊相授，把他所知毫不保留的指導吳先生，使得吳先生在學理和臨床上進步非常多。

第一名畢業寧選擇眼科

跟隨在中村教授身邊學習四年時間，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的隔年，也就是1946年，中村教授不是要吳基福醫師留在日本，而是要他回到咱台灣，並且囑咐他必須將所學習到的關於眼睛醫療的才華奉獻給自己台灣的同胞，作一盞明亮的「燈」，照亮在台灣社會，吳先生說單單這點就更令他感動，而且非常奇妙的，這樣的囑咐正好符合了萬榮華牧師當年給他們的叮嚀：成為一盞小小的燭光。就這樣，吳基福先生在1947年回到故鄉台灣，開門診為病人治療眼疾。

吳基福先生常會遇到有親朋好友詢問他，為什麼在日本醫學大學畢業第一名，卻選擇這麼小的眼科？甚至有人說他選錯了科，這意思當然是說他沒有選擇外科、婦科、內科、小兒科等這些大科，竟然選上了人身體上這麼小的眼科。確實在那種年代，這樣的選擇一定會讓很多人感到相當奇怪。但吳先生並不是很喜歡說出自己內心的真實話，就是萬榮華牧師和中村教授的影響。他都會回答問這種問題的人，說：眼科有好處，大錢是沒有得賺，但「小利」至少有三種：一是眼科醫師可以不用開死亡證明；二是夜間急診的機會相當少；三是不需要出診。只是這樣的回答常常令那些想知道真相的摸不著頭緒。吳先生說：一個人若是沒有真實的信仰，對生命的態度往往會在「利」字上打轉。但有真實信仰的人，不會這樣，只會知道點燃自己像一支小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他說從宣教師的身上，他總是看見這種亮光。他也喜歡將眼睛比喻成為人內心的「鏡頭」，有好「亮光」的人，看見的，不是在「利己」這種事上，而是會看見「利他」的廣大範圍。

為「沙利竇邁」受害者求償

就是因為有這種「利他」的想法，吳基福先生沒有將自己停留在門診，他將多餘出來的時間和精神，投入在台灣社會的公眾利益上。其中有一件是很值得記錄下來的事，那就是1974年，吳基福先生到日本東京出差時，看到有63名日本人因為服用「沙利竇邁」（thalidomide）而受害者，他們向「大日本製藥」（大日本「住友製藥」前身之一）求償訴訟案的新聞，當時有立法委員身分的吳先生回國後，即時向政府緊急質詢，並請各醫院收集可能因服用「沙利竇邁」這種口服藥而產下畸形兒的患者名單，最後在239人的可能名單內，鑑定後確診了其中38人，於1976年由進口此藥到台灣販售的「大日本製藥」賠償這38人共1億8350萬日元（當時約新台幣238.5萬元），達成和解。

就像前面已經提過的，吳基福先生因為有感於整個社會言論有很大偏差，且甚少報導真實和良善的新聞，因此，他積極參與出資《臺灣時報》的改組，並且在董事會中獲得推舉為董事長，因此開始他對當時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新聞媒體，會有這種認知也是他在日本求學時親身體驗，若是有好的新聞媒體，能擺脫政治干擾，必定會對整體社會帶來影響。再者，也有人說他會有這種想法，應該和1969年發生「吳振瑞事件」有密切關係；吳振瑞先生曾任高雄旗山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在他任內成功將台灣香蕉外銷至日本，被台灣蕉農稱為「香蕉大王」、「蕉神」。但因為和執政當局想要控制吳振瑞先生的影響力，而在1969年3月7日，設計為爆發「剝蕉案」，又稱「金盤金碗案」。將吳振瑞先生羅織入罪，卻沒有因此影響台灣香蕉外銷日本的銷量，年出口量減少至700萬箱。日本隨後引進菲律賓香蕉，台灣香蕉出口市場嚴重受到打擊，香蕉出口的黃金時期也宣告結束。但當時的媒體都是採用政府的官言官語，這使得出身旗山的吳基福先生難以接受。因此，認為作為一個「讀書人」就應該有社會良知。但他的這種「良知」在戒嚴時代被許多人認為是「天真的讀書人」才會有的理念。他雖然知道會被國民黨盯住，但還是繼續投入更多的財力，不但如此，也為了要讓遠在北美的台灣同鄉知道故鄉的實況，在美國舊金山創辦《遠東時報》，幾乎成為當時美國地區台灣同鄉最喜歡的中文報紙，卻沒有想到國民黨政府利用外匯管制，使這份報紙因為欠缺資金的運用而終告結束，連帶的也影響到《臺灣時報》的母體，而這使得抱著「讀書人」的理想的吳基福先生終於鬱鬱寡歡。

這位被稱之為「台灣最後一位紳士」的吳基福先生，後來因為癌症在1985年2月1日，病逝，享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