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1956年考上了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後轉哲學系, 於1960年畢業。期間受益於殷海光教授的教導。1962年我出國留學，在美國獲得了明尼蘇達大學的哲學碩士學位。之後我改讀數學和統計，在多倫多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後30多年， 我在加拿大從事旅遊，醫療保健和醫學科學的研究。
我退休後回到學校學習針灸，並旁聽哲學，文學，政治學，女性研究等大學課程。 當然，我一直關注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兩岸關係。 只在最近，我決定更密切地研討殷教授和他的一些學生，如陳鼓應和李敖的作品。這時我也看到童清峰亞洲周刊的文章，聲稱殷教授還活著的話會拒絕分裂主義。由於我是殷教授以前的學生，我想我應該好好地研究這個問題，以評估這一說法的正確性。查閱有關文件後，我得到了不同的結論。由於這個問題與台灣民族主義和獨立密切相關，我須要闡明民族主義的功用及其與台灣民主化的關係。我叫這文章「台灣未來的選擇」以強調台灣人民今天面對的選擇問題。
像殷教授和他的學生陳鼓應與李敖一般，我也是一個政治流亡者，逃兵。 殷教授本名福生。他特別難過的一件事是他最尊敬的老師金岳霖于1952年在中共政治壓力下，寫下《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時也批判了殷海光，而且在其晚年依然告訴別人 :「 殷福生這個人，我非常不贊同他，他為什麼要反對中國共產黨逃到台灣？」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是為什麼，而且我不認為金教授真的要他的學生像他自己那樣留下來受苦。據報導，當金岳霖得知他心愛的殷海光在49歲去世時感到震驚和悲痛。我也相信，當他得知殷海光在他的1969年死亡之前針對殘酷的國民政府因他的無情批評而迫使台大撤銷他教授的職位時會感到無比的自豪。
陳鼓應和李敖在他們還年輕時也在1949年與家人從中國大陸逃到台灣，後就讀於台灣大學，受教於殷海光教授。 他們留在台灣，跟著殷教授的腳步，對國民黨獨裁專政直言不諱地批評，無悔無怨地促進民主和法治的改革。因此，陳鼓應在60和70年代從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曾三度遭解聘。李敖也在70年代當文星雜誌的主編，為伸張民主和個人自由而入獄5年以上。他們在白色恐怖戒嚴條件下英勇正義的奮鬥贏得了國民黨外所有人的欽佩。
我還記得我在新竹中學高中的英語課讀過朗費羅的「生命的詩篇」，其開頭幾行是：「請別以悲哀的言辭告訴我，人生不過是一場幻夢！」自從台灣的流亡了半個世紀後，我現在有很多的遺憾和希望。就像在50-8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數以萬計的大學畢業生，我選擇了離開台灣，就居于加拿大。然而我的情緒被李白的這首《靜夜思》「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貼切地表達了。 最近在台灣和香港的政治發展更提高了我對台灣前途的關心。因此，我藉此機會綜集我有關台灣未來的想法傳達給有興趣的讀者，以激發大家的思考，討論台灣的未來。
民主與自由
台灣在近代史上最傑出的成就，毫無疑問，是政治的民主化。這個非同尋常的成就可歸功於成千成万忠誠而不怕危及其生計或生命以挑戰威權政治與文化的社會和政治活動家。並且，自1971年以來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特別是台灣的政治孤立與美國1979年的外交承認從中華民國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意識的發展和蔣經國之決定招募有才華的台灣人到領導層並在1987年解除戒嚴，也發輝了關鍵的作用。這獨特的內外壓力的組合把台灣社會推推拉拉地走向了民主化。
回顧過去，我們或許會問什麼是民主，為什麼值得為之奮鬥？在兩篇「民主的優點」和「民主與自由不是一件事」的 文章中，殷教授指出民主是反對專制的政治制度，而自由主義是反對極權的價值體系。此外，雖然民主和自由主義不能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分開，我們可以有民主而無自由。儘管一個專制的政治制度往往顯示高程度的效率，其決策常依賴於權力和權威而不是理性和諮詢 。 因此，少数统治者一直以」整肅」 來排斥有不同意見的人，從而產生恐懼和緊張的氣氛。挑戰這樣的政體或提議政策的改變往往必要訴諸於武力和流血。為什麼我們要延續這樣的制度？這樣的制度實在是太野蠻了。
在這些文章中，殷教授還指出，民主制度似乎缺乏效率，因為一個政策的共識往往需要時間輿精力去考慮和辯論各種反對意見，最終須基於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決定。這時至關緊要的是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思考並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非訴諸於權威者的教條。因此，殷教授總結說：「民主是人所已經發現的唯一和平改變的方法。」難怪台灣的民主是無價之寶，雖然它有缺陷。它不僅值得爭取也值得保護和改進，因為民主是自由的最佳保證，使我們能夠自由地發揮我們的創作力以追求我們的夢想。
台灣和香港的學運
台灣的民主應該如何能得到保障和提高？兩個明顯的選擇是：分離/獨立（泛綠）或與中國統一（泛藍）。
童清峰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亞洲周刊，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中認為，殷海光教授熱愛中國，因此如果他今天還活著的話絕不會支持在台灣和香港的分離主義運動。殷教授無疑地是一位愛國者，他在台灣爭取民主是基於他嚮往自由民主的中國。但他在台灣的時候，國民政府是國際公認的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雖然他公開地揭穿了國民黨軍隊會奪回中國大陸的神話，他仍主張台灣最終以和平的方式與中國統一。
不過自1971年以來時過境遷，台灣的國民政府不再受聯合國承認為代表全中國的政府。 國民黨政府被迫承認他們只能代表台灣及其周邊地區的人民。因此，爭取民主變成鄉土化，旨在專門贏得台灣人民的心靈。在隨後的幾十年中，台灣人民成功地摧毀了專制統治和一黨政制，把選舉制度民主化，並保證了持不同政見者的政治自由。當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違背與民進黨協議成立過的中國服務貿易協定條款之按條審查時，數以萬計的學生和民間團體在2014年3月到4月之間走上街頭抗議。因此，這太陽花學運是當民進黨無法阻止政府規避法治時為了正義和民主而奮鬥，使國民政府更負責任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殷海光教授還活著的話他會不贊成太陽花學運嗎？我想不會。他最多會不贊同一組學生佔領行政院以打擾政府的職能，導致他們被警察強力地驅逐和暴力衝突，逮捕，和數百名學生和記者的受傷。
同樣地，雖然中國政府已經承諾香港的行政長官由2017年以普選而決定，然而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14年8月裁決選民只能從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選定的2或3名候選人中選擇。正是這個中國政府的決定觸發了香港的雨傘運動以表抗議。如果殷教授還在的話，他會譴責這種抗議嗎？同樣地，我無法想像他會採取違背民主理想的言語。他可能會懷疑示威者採用的戰術是否恰當，但他一定會支持這民主和正義的學運。
香港的雨傘運動顯示了李敖所熱烈支持的中國「一國兩制」的政策應用於台灣的危險。身為台灣民主化進程的積極參與者，他不為台灣的成就感到自豪嗎？儘管它有缺陷，台灣的多黨制不是比中國的一黨制好嗎？很顯然地，李敖認為中國的 ‘大中華民族主義’ 比台灣的民主更為重要。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譴責李登輝親台的立場，儘管他對台灣民主化有諸多的的貢獻。難怪李敖也激烈地反對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之支持主張台獨的泛綠聯盟。 我們不禁要問，民族主義比民主更重要嗎？」 雖然李敖，陳鼓應和那些在泛藍陣營中的人會以 民族主義的名義犧牲台灣的民主，我覺得李敖的把他自己所謂的「大人格」與「小人格」的區別混淆了。 因為一個有 「大人格」 的人應該擁抱普世的民主理想，而不應受 「小人格」 的民族主義之誘惑。 民族主義有時適用於一個國家處於危險之時，但必需繼而發揚國際主義的理念，以免成為一個解決人民和國家之間的差異之障礙。 當我在多倫多大學讀書時，我曾佩服中國之強調國際主義和聲援世界的人民。可悲的是，現在的中國極端地強調民族主義，從事與其鄰邦領土的爭端，而不願友好地互利合作，共享資源。
民族主義之使用和濫用
為什麼殷海光教授會支持太陽花學運和傘運動呢？那是因為他是一個道地的自由戰士。他在與其學生林毓生交換的信件中警告我們民族主義的危險性，說它往往在歷史上與民主發生衝突。因此，他堅決反對把政治領袖視為民族的象徵，而且也排斥所謂的‘本能的愛國主義’，以 「我的國家永遠是對的」之觀念，對中國文化或領導人盲目地信仰。 因此，他的愛國精神是 ’反思的’，只有當它能幫助個人自由和民主時才提倡。當權力被政府不民主地濫用時，像這兩個最近在台灣和香港的學生所發起的抵制和抗議措施是合理的。
那麼，殷教授對他的另一名學生鄭南榕會有如何的看法？ 他毫無保留地獻身於台灣的民主運動，於1984年和李敖及陳水扁等人創辦了自由時代周刊，無畏地在戒嚴時期鼓吹台獨，並於1988年公佈了台灣憲法草案。其章程超越了種族，民族，出生地，語言和政治文化，把所有在台灣的四個主要的語言群體（馬來 - 波利尼西亞，福佬，客家，北京）都視為台灣人。該雜誌鼓吹「100％言論自由」，借用台獨以團結所有台灣的民族群體，擺脫奴役的枷鎖，並為所有的台灣人爭取自由與平等。該雜誌被禁止了幾次，並於1989年鄭南榕以發布台灣共和國憲法而被控「造反」。他拒絕在法庭出現，留在他的辦公室71天，當警察來抓他時，他將汽油潑在自己身上，死於自焚。於1999年鄭南榕紀念館在台北成立，他的遺孀葉菊蘭也在2000年代成為民進黨的重要成員。
我認為鄭南榕會獲得他的老師殷海光的贊揚，雖然他採用的一些措施可能也會被他的老師質疑。當然，我們的老師希望台灣與中國統一，但他不會主張在中國的一國兩制條件下統一，因為他會認同台灣事實的獨立保障了在他1969年過世後台灣的民主化。他會看到，台灣民族主義是為推進民主，而李敖所主張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是抑制在香港等地區的民主運動的一種手段。像胡適，殷海光有改革中國國民黨的幻想，因而付出了代價。由於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沒有同樣的幻想，所以他們離開了中國大陸。如果我們的老師殷海光教授還在的話，他一定會對李敖的崇拜非反思的中國民族主義及不民主而獨裁的毛澤東感到萬分的驚訝和沮喪。他會想知道為什麼李敖對國民黨以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缺陷是那麼地盲目，把國家的資產作為己用，利用與黨的關系來培養超級富豪的特權階級，如中國的「紅二代」和「官二代」一般。這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例證。
因此，社會不平等的威脅不僅是針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也針對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正如殷教授在他的文章「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中所述，我門要取得兩者之間的平衡，而不能過分強調一方以犧牲另一方。
獨立或統一?
鄭南榕成了烈士的1989年是台灣以及世界許多地方的一個分水嶺。就在這一年，戈爾巴喬夫當了蘇聯的總統，導致中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而被鎮壓，東歐共產主義統治的開始結束，以及柏林牆對西方的開放。在台灣，民主的力量以驚人的速度強度聚集：反對黨的民進黨首次於1989年合法地參與立法院之競選，並贏得了五分之一的席位。蔣經國於1988年去世後，他的繼任者李登輝鞏固了他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從1990年開始與反對派和社會活動家合作，有效地克制了保守派之反對，以十年之間進行了所謂的「寧靜革命」改革了中華民國的憲法，因為軍權還在保守派手上，而且此1946年憲法仍認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中國大陸的唯一合法政府。首先廢除的是一些給政府憲法外之權力的鎮壓性條律，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憲法也進一步地修訂，以使國民議會和立法院能進行改革和選舉，並能直接選舉台灣省長，縣市長，和中華民國的總統。李登輝於1996年以普選票的54％榮獲首屆總統選舉，而民進黨的陳水扁在三黨競選下以39％在2000年贏得了第二次的直選，實現了台灣首次的政黨輪替。此後，陳水扁以50.1%在2004年險勝第三次的直選，而國民黨的馬英九於2008年及 2012年以 58% 及 52%贏得下兩次的總統選舉，再度實現了政黨的輪替。因為最近國民黨在2014年11月29日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受到了「台灣有選舉以來的最大潰敗」，在2016年總統大選時有再度政黨輪替的可能性。這以選舉決定的政黨輪替是台灣一直在民主化的大道上邁進的最好的象徵。
在過去25年中，台灣的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和文化之轉型，從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更改到以台灣為中心的世界觀。台灣的民主化加速了政制文化的本土化，因為越來越少的台灣人出生於中國大陸，為了有家族或文化之聯繫而把中國大陸視為他們的祖國。 在1989年至2012年之間，那些自認為「台灣人」的人穩定地並大幅地上升（從16％到54％），相應地那些自稱為 「中國人」的顯著地減少（從52％至4％），而40-50％的被調查者在同一時期，自認為是「台灣人」也是 「中國人。同時，對於台獨的支持一直在增加（從37％至約60％），而支持統一的人一直在下降（從67％至33％）。顯然地，北京的‘一個中國‘ 政策已經完全失敗，而中國不可能以通過和平之方式實現其台灣領土的野心。
對台灣使用武力從道德和經濟觀點看也是不合理的。道義上，據曾任教於北京清華大學的加拿大學者丹尼爾·貝爾說，儒家思想認定非為和平與人道發動的戰爭是不公正的，何況中國正在通過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散播儒家思想。在經濟上，根據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書，其代價將是高昂的，因它「可能導致美國高科技公司退出他們在中國的研發業務，並引發美國對中國商品的普遍性抵制......這可能會導致中國境內嚴重的經濟危機。「 顯然地，中國一個理性的措施是廢除2005年的反分裂法，並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以對付台灣。中國現在不這樣做是荒謬的，因為其軍事威脅疏遠了台灣人，使中國變成台灣的敵人而非友人。尙且，台灣和中國大陸不該浪費花在軍備競賽的錢，而應該用來改善在台灣海峽兩邊人民的生活。
結語
現在是我們大家需要記住殷海光教授的教誨之時候，以汲取歷史的教訓，把民主的價值放在民族主義之上，並和平公正地解決內外之間的糾紛。雖然很多道路都可朝向民主，我們的選擇會導致相互的對抗或合作，暴力或善意，戰爭或和平。希望我們能反思地，而不是本能地，做明智的選擇，從許多可能的未來中把最好的未來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