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國人所見新聞報導，內容多是吸毒詐騙、家暴虐嬰、政客互咬等醜惡現象，令人看來心情低落，有社會正在沉淪之感。就此而言，衛福部真似有必要飭令各報加印「閱報有害精神健康」警語，提示人民注意。
但意外驚喜的是，本年1月4日《自由時報》大標題刊載一則「市府拒發工作證，街頭藝人提告勝訴」新聞，報載作威作福小官僚，被法院狠狠教訓一頓，恐真讓關切自由人權人士出了一口悶氣，也欣慰弊病百出的社會終究還是在進步，「訓政時期」的腥臭氣味確是在消失中。本文即就此做一申論。
談論到主題之前，先引述另一則牽涉到街頭藝人境遇新聞，作為本文楔子，以彰顯上述法院裁示的莊嚴意義。
該項新聞，是青瞑走唱老藝人李炳輝，數月前宣佈要報考街頭藝人。其後他有無報名參加甄試，是否取得表演執照，似都未見後續報導。
李炳輝先生年已70，仍準備報考取得街頭藝人資格，想應是有其經濟需要。他教育程度不高，應無太多人權尊嚴認知，該是屬於「大家都選擇服從」人民之人，對表演需要考照不致存有憤恨不平心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何權力有何資格審核街頭藝人？國人靜心細想，或不免愈想愈是怒從心頭起。
荒謬的歌星證制度
過去威權時代，政府訂有所謂歌星證制度。任憑你是姚蘇蓉、鳳飛飛，要想登台演唱以歌藝為業，也必須在「主管單位」小官僚，主任科長之流面前接受審核，唱幾首所謂愛國歌曲淨化歌曲，才能過關取得資格。然而歌星唱什麼歌或歌藝如何，聽眾愛聽或不愛聽什麼歌星或什麼歌，又關你政府什麼事？
令人感慨的是，威權時代雖已逝去，「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傳統思維，似仍深植在大小官僚腦海，動輒就要「輔導」、「管理」，而訓政式、北洋式法律規章也仍緊緊扣在人民頭上。李炳輝當街頭藝人要考照，即顯示這種「你是民，他是主」現象，並未隨民主時代來臨而消失。
街頭藝人證和歌星證又有何不同？知名老藝人要通過小官僚審核，才能取得表演許可是否也顯示台灣所謂民主社會，實際距離「訓政時期」並不太遠？
所以，前文所提法院狠狠教訓小官僚，判決街頭藝人勝訴，確是有其確認人民權益莊嚴意義。
該條「市府拒發工作證，街頭藝人提告勝訴」新聞，內容是有鄭女士申請街頭藝人許可證，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則以「歌唱、演奏技巧需再純熟，女主唱音準需再加強」等理由，拒不核發她所組樂團街頭表演證照，但鄭女士不服而提出行政訴訟，乃引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篇義正辭嚴裁示，不啻給市府文化局上了一堂公民課。
《自由時報》並未，也不可能全文轉載上述法院裁示，但從所簡略引述論據，已可看到其立論精髓。
依據報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表演良窳是一般民眾依生活經驗就能判斷」，根本不須政府代為把關審核。而人民「源自個人人格發展自由而對藝術的喜好，不容政府以公權力予以取代」。
再依據報導，法院也認為「政府設立的藝術評選標準，也不比民眾自行判斷具有更好的公信力」。
表演優劣民眾自有判斷
換而言之，也即是「民眾或市場機制本身就能有效發揮擇優汰劣的功能，不需仰賴政府以類似考試的審議」檢定許可制，代替人民篩選優秀的街頭藝人？
而可能更嚴重的是，北市府要求街頭藝人需經審議通過才能從業，是「限制人民有自由選擇職業權利」，也是「箝制藝術自由與藝術性表意言論自由」。
上述幾項論據，清晰點出人民基本自由不容侵犯這一理念，堪稱是「人權清單」補充條款，而長久以來，國人慣見所謂恐龍法官、奶嘴法官種種荒謬判決，恐原已對司法界不抱太大敬意，驟然看到上述這一判例，恐也不免有意外驚喜之感，慶幸台灣總算尚有夠格有水準法官。
而從另一方面，台北市文化局的前後表現，則很難讓國人激賞。
要知文化局縱使自認有需要，也有法令依據，但審核街頭藝人不是招考歌舞團演員，歌唱演奏技巧需不需再純熟，主唱音準需不需再加強，關你政府什麼事？此非管理輔導心態又在作祟而何？
報導所提文化局副局長的表現，也應是公務員遇上麻煩的制式反應。該副局長表示審議制度是行之有年，且待收到判決書與法務單位釐清相關爭點後再對外說明。他是否仍不知道，法院已明白告訴他審核制度不宜繼續存在，而他也該明確表態是否同意？而所謂行之有年也並不證明制度是合理或合法。中國的女性纏足制度行之已有千年，當年是否也該從長計議，釐清爭點再決定存廢？
鄭女士申請許可被拒，提出行政訴訟而勝訴，本身確非重大事件，比不得某人狂勝當選，某人慘敗落選之頭條新聞價值。但這一小小案例，所顯示者却是人民對抗官僚的一次勝利。國人若看到這則新聞，或也可多少建立大衛可以打倒歌利亞的信心。這在台灣今天仍是官威官勢十足，「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官架子也十足大環境下，很有需要的心理建設。
我本人閱讀《自由時報》該條新聞，幾乎是讀到每段法院裁示論據，都想起立喝彩。因為其所表達的都是我鬱結在心，一直想說的話，但不知國人讀到該等擲地有聲論據，有幾人會與我相同激動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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