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因為研究大氣平流層的臭氧破壞而獲得1995年諾貝爾化學獎。他提出了「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新名詞，來代指地球的地質現狀。克魯岑認為人類活動已經主導了地球上森林、海洋和淡水的網路及生態系統。基於他的觀點出現了一些更為激進的延伸理論，其中之一就是頗具爭議的「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概念。地球工程指的是通過人為蓄意調整氣候，從而抵消全球變暖的技術。其中的邏輯很明確：既然通過減少排放來阻止全球變暖的希望已經渺茫，而且人類控制著自然界的命運，那麼我們難道不該使用技術，拯救自然界於氣候變遷的風險嗎？
什麼叫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
氣候工程或環境干預，通常被稱為地球工程，是在地球的故意和大規模干預氣候系統，通常以減輕全球變暖。地球工程是對地球自然系統有計劃的大規模干預，以應對氣候變化。氣候工程最突出的分類是太陽輻射管理。太陽輻射管理試圖通過使地球吸收更少的太陽輻射，來抵消溫室氣體的影響。迄今為止，幾乎所有有關太陽輻射管理的研究，都包括電腦建模或實驗室測試，但嘗試進行室外實驗，已證明是有爭議的。
科學家計劃開啟「太陽地球工程」，給地球降溫
科學家提出了多種地球工程技術。通常，這些可以分為兩類：
（1）太陽輻射管理（SRM）或太陽地球工程
SRM技術旨在將太陽能量的一小部分反射回太空，以抵消由於大氣中吸收能量併升高溫度的溫室氣體水平升高，而引起的溫度升高。一些建議的技術包括：
＊反照率增強：增加雲層或陸地表面的反射率，使更多的太陽熱量反射回太空。
＊空間反射器：在到達地球之前阻擋一小部分陽光。
＊平流層氣溶膠：將小的反射性粒子引入高層大氣，以反射一些陽光，使其到達地球表面。
（2）溫室氣體清除（GGR）或碳地球工程
GGR技術旨在從大氣中清除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直接抵消溫室效應的增加和海洋酸化的影響。這些技術必須在全球範圍內實施，以對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產生重大影響。一些建議的技術包括：
＊綠化：參與全球範圍的植樹活動。
＊生物炭：對生物質進行「炭化」並掩埋，以便將其碳鎖定在土壤中。
＊具有碳捕獲和封存的生物能源：生長生物質，燃燒生物質以產生能量，並捕獲和隔離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
＊環境空氣捕獲：建造大型機器，可以直接從環境空氣中去除二氧化碳並將其存儲在其他地方。
＊海洋施肥：在選定的地點向海洋中添加營養物質，以增加初級生產力（浮游生物），從而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
＊增強耐候性：暴露將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反應的大量礦物質，並將生成的化合物存儲在海洋或土壤中。
＊海洋鹼度提高：在海洋中研磨，分散和溶解岩石，例如石灰石，矽酸鹽或氫氧化鈣，以提高其儲存碳的能力並直接改善海洋酸化的能力。
2018年11月23日，哈佛、耶魯兩所大學的科研團隊在《環境研究快報》發表文章稱：我們正在策劃「太陽地球工程」，計劃到2033年，使用溶膠噴射（SAI）技術，向地球平流層低層噴灑大量硫酸鹽顆粒，來調暗太陽光強度拖延地球變暖的速度，在理想狀態下，可實現降速一半。預計整個科學工程造價，所需成本合計約35億美元。隨後，每年還需22.5億美元的維護成本。
目前，該方案存在巨大爭議！反對者稱：該太陽地球工程一旦實現，將會對地球生態帶來巨大的氣象影響，會引發乾旱、超級颱風等極端天氣，或將帶給人類不可預估的災難後果。對此，氣候變化專家菲利普•塔爾曼（Philippe Thalmann）表示，這套工程系統成本非常昂貴，從長遠來看存在巨大的風險。
因此，科學界普遍認為：哈佛的方法，在解決氣候變暖的問題上是不可持續的。地球氣候變成這樣，並非一天兩天匯聚而成，而是地球內在生命系統一個長期演變積累造成的。要想解決，需從生態環境的改善，以及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才是長久之計。當然，此方法一時半會，要想把全球平均氣溫降下來，也不現實。整體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才能夠讓地球恢復以往的平靜。
大氣層無牆，你添加的東西可能不會在你附近產生理想的效果，但是被一起運輸可能會對其他地方產生不希望的效果。即使一個國家試圖實施本地的地球工程解決方案，它也可能擴散並影響其他地區。它們還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使當地和世界各地的情況更加惡化。
當然，氣候變暖的責任，不完全都是人類行為所導致。地球內部的變化，太陽和宇宙的輻射等，都有可能對地球生態環境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不過，其中二氧化碳的排放，人類貢獻是最大的毋庸置疑。所以，呵護環境，保護地球，並不是口號，而是人類共同家園的一份責任。當無法抗拒的自然災難來臨之時，才想起珍惜，恐怕為時已晚。
誰將控制地球的調溫器？
太陽輻射操縱可能成為21世紀重大的地緣政治問題，類似核武器在20世紀的影響。而前者甚至可能更為棘手和難以預測。箇中原因是這種技術比核武器更易部署。幾乎任何國家都負擔得起改變地球氣候的花費，這一事實，可能會加速全球權力平衡變化，導致安全擔憂，在最糟的情況下會引發戰爭。
潛在的爭端源頭不計其數。誰將控制地球的調溫器？如果某個國家把乾旱饑荒或颶風災害歸咎於地球工程怎麼辦？現在沒有公約明確禁止氣候工程，我們也不知道如何運作這類公約。何況，獨裁者將手放在全球恆溫器上是一個可怕的前景。
人類是否真能明智運用如此強大的技術。科學家揭露愈多有關地球工程風險的資訊，這種技術被胡亂使用的機會就愈小。雖然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家與能源政策專家大衛•基斯（David Keith）的著作，在如何治理地球工程方面留下了許多未解的疑問，但他去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政策論文進一步探討了這些問題。他和一名聯合作者提議政府成為這類研究的權威，而且要暫緩開展大規模的地球工程，但他不認為應該有任何公約來管制小規模的試驗。
澳大利亞倫理學家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說，這種做法將把各個國家導向因地球工程而起的爭端。他表示，允許開展不受規範的小型試驗可能會讓減排的政治努力，不再具有緊迫性。而這又增加了開展地球工程的可能性，因為限排不夠會使氣溫上升。漢密爾頓批評基斯尋求一種「天真的科學中立保護殼」，並稱科研人員不能「豁免自己的方案在未來被使用或濫用的責任」。
他可能是對的。不過，基斯也讓我們注意到了他自己觀點可能帶來的風險，這點值得讚賞。接受「人類世」這一概念意味著認為人類有責任為他們製造的災難找到技術上的修正方案。但是，在全球理性監督的行動方面，人類還很少有什麼進展。氣候工程之戰的風險看似荒誕，但卻真實存在。我們需要對這一地緣政治風險展開更開誠佈公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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