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鐘雄老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與我
一本闡述經濟知識的書籍如果在開啟視野之外還能開啟心靈，那麼，即使是一本教科書也能成為一本感動人心的經典之作。
我曾在一篇網路文章以及一篇學術論文中讀到兩位作者分別提及在他們求知的道路上曾經如何受到林鐘雄老師著作的啟發，並且被其文句中的精神所感動。這兩位作者都不是經濟學家，而他們卻分別讀著林鐘雄老師的《經濟學》和《台灣經濟經驗一百年》。他們的故事在我讀來感受特別深刻，因為我自己也曾因林鐘雄老師的著作與精神而受到啟發與感動。
林鐘雄老師在其《經濟學》一書的扉頁上節錄了《愛麗絲夢遊奇境》中愛麗絲亟欲進入小門後那座美麗花園卻不得其門而入的那段情節作為該書的開場。這段引言甚是巧妙。林鐘雄老師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之於我，就像那瓶能讓愛麗絲縮小的藥水之於愛麗絲。但和愛麗絲不同的是，在我喝下那瓶藥水之前，那道通向花園的小門是緊閉著的。
我在大學和碩士班階段都未上過經濟思想史的課程。和一般經濟系的學生相較，我算是很晚才開始接觸經濟思想史。
我大學時就讀於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在我大三那一年，台灣在一片的紛擾與爭議中開辦全民健保。當年政大財政學系有多位老師都參與了全民健保制度的財務規劃。當時的我希望自己能看懂對社會福利制度的諸多爭議，也希望自己未來可以有能力像老師們一樣在國家重大的財經政策上有所建言，因此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報考政大財政研究所。
然而，就在碩士班階段，我遭遇到了求學生涯裡最嚴重的挫折。當時財政系大學部的課程大致上還承襲早期張則堯教授時代經濟、會計與法律三者並重的財稅系課綱，但研究所的課程則已轉向將財政學等同於公共經濟學，亦即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因而只著重經濟學課程的訓練。將財政學視為經濟學的分支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在於我們所說的經濟學究竟是什麼。當代西方學術界流行的公共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經濟學的影響。在方法上，大量使用抽象的數理模型；在內容上，則認定政府係因市場失靈而存在，背後的假設其實是新古典經濟學市場至上的意識型態。我一直以為分配是社會福利制度和財政問題的核心，於是駑鈍的我一直沒有辦法弄懂課堂上學到的一堆數學跟我想學習的分配問題有什麼關係。不相信現實社會中的財政問題可以用數學模型就得解的我，時常覺得自己更像是在唸數學系而不是財政學系。
政大財政學系的碩士生多在一年級下學期選擇論文題目，「你是做理論還是跑實證」成了那段期間同學們之間最常見的問候語。有好一段時間我無法回答同學們的問題，因為當時的我想研究關於社會福利與分配的問題，但不論是理論的數學模型或實證的計量模型都無法回答我心中對這個議題的諸多疑問。那時的我茫然無措。偶然間透過同校友人的推薦，我開始閱讀林鐘雄老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這為在無知的黑暗中徬徨摸索的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得以全新的視野認識經濟學、以及我想研究的分配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的角色。
財政學本質上是政治經濟學，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約翰彌爾的著作中都對政府在經濟領域應扮演的角色有深刻的哲學探討。說來慚愧，就讀財政學系的我卻是一直到碩士班階段、經由法律系友人的推薦才開始認識到經濟思想史與林鐘雄老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一書對我主修的知識領域之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友人對該書的接觸是因為其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顏厥安老師要求其在思考正義理論的分配問題時，不可忽視經濟思想家對於分配問題所累積的討論與研究，並要求其應閱讀林鐘雄老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林鐘雄老師在其《經濟學》一書的扉頁把該書獻給「因關心社會而意欲學習經濟學的朋友」，其實不只是《經濟學》，在我看來，他的每一本書都是為關心這個社會而意欲學習之人寫的，也因為如此，當今日有愈來愈多學經濟之人不再對林鐘雄這個名字感到熟悉時，仍有不少關心台灣社會的人願意用心閱讀林鐘雄老師的著作，並從中得到啟發。
兩面之緣
我有幸與林鐘雄老師有兩面之緣，那兩次的互動雖然短暫，但卻對我以研究經濟思想史為志業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並在往後研究經濟思想史的道路上一直帶給我莫大的勇氣堅持下去。
第一次見到林鐘雄老師是在我的碩士論文口試。我的指導教授陳聽安老師寬容大度，除了接納我以經濟思想史為碩士論文主題，在我撰寫論文期間始終耐心對我循循善誘，但當論文完成之際，卻發愁該找誰當論文口試委員。當時對經濟與財政思想史有深厚修養的張則堯教授年事已高，早已自政大財政系退休。專長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也是林鐘雄老師經濟思想研究啟蒙者的台大張漢裕教授亦不幸於前一年過世。恩師除了擇定以政治經濟學見長、當時任教於台北大學財政學系的黃世鑫教授外，就經濟思想史領域而言，林鐘雄老師肯定是口試委員的不二人選，但對於時任玉山銀行董事長的林鐘雄老師是否會接受這個口試邀請並無把握。而結果是，林鐘雄老師不但答應，還答應得爽快。以林鐘雄老師當時在金融實務與學術界的身分地位而言是何等尊榮與忙碌，老師亦與我素昧平生，卻願意接受這個口試請求，若不是對這個知識領域存有何等期待與提攜後進之心，其實大可以直接請秘書回絕。單憑此點，我迄今仍對林鐘雄老師充滿敬佩與感激。
口試那天林鐘雄老師很早就到系上，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是他下車後走向政大季陶樓的背影。在見到林鐘雄老師之前，我從未揣想過老師的模樣。但第一次見到他不高的身影時，仍有一種意外之感，或許是因為林鐘雄老師在我心中從來都是個知識與心靈的巨人吧！不起眼的外表如同他一生低調的行事風格，但卻在我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鐘雄老師對我的影響不僅止於他的學術著作，從他身上我認識到，唯有淡泊名利如林師，才能甘於選擇沉潛、忍受孤寂，才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在被遺忘的經濟思想史領域裡默默耕耘，才能超越世俗的眼光認真做自己。
第二次見到林鐘雄老師是在玉山銀行的董事長辦公室。會到林師辦公室叨擾他的原因回想起來真是個美麗的錯誤。當年碩士論文口試時，學生們都會事先把口試委員名單準備好，一旦口試過關就請委員們簽名。那道簽名手續象徵著順利結束碩士生涯，因此通常被學生們視為口試當天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口試結束時我卻完全忘了要請老師們簽名。因為當林鐘雄老師宣佈口試結果的那一刻我實在是太興奮了。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林鐘雄老師如何用略帶著幽默的語氣宣佈結果。他說：「我給你的論文九十五分，其他兩位老師給你九十分，平均結果是九十一分，有兩分浪費掉了[1]。」九十五分，在那個時候是一個罕見的高分，而這個分數來自於我挑燈夜讀其經典著作的作者、也是我心目中台灣最重要的經濟思想史學家。雖然我感受到這個分數似乎帶著鼓勵的性質居多，驚喜與雀躍之情仍讓我當下興奮不已、乃至於忘了請老師們簽名……。
在偌大的董事長辦公室中，忙碌的林鐘雄老師在簽完名之後仍不忘讚許我的論文，並鼓勵我繼續研讀經濟思想史。簡短的幾句勉勵與期許之言卻蘊含無比的能量，至今都還溫暖著我、鼓舞著我。
經濟自由的真諦
我的碩士論文以社會福利與分配正義為題，寫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社會福利思想。由於林鐘雄老師的著作中對彌爾的論述並不多，因此林鐘雄老師對我碩士論文的影響主要在方法上與視野上。近日再次細讀林鐘雄老師的著作，我才注意到彌爾和林鐘雄老師兩人之間的某些相似處，那是我在撰寫碩士論文時未能看透的。我猜想，在評閱我的論文時，林鐘雄老師或許也從彌爾身上看到了他自己。
彌爾是一個堅實的自由主義者，他的《論自由》一書是政治哲學領域中的經典之作，至今仍被廣泛地閱讀及傳頌著。而在經濟學領域，他則承襲自亞當斯密以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傳統。然而，在面對隨著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與痛苦時，作為古典學派集大成的彌爾不得不在其經濟體系中對其所承襲的自由放任思想進行修正。他因而鼓吹普及教育並應由政府提供財源、他主張立法縮短工時、他支持工人組成工會並認為法律應認可此權利。他由最初全然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到後來轉而認為有限度的社會主義才是人類社會的遠景。為此他被視為是自由主義的叛徒。
林鐘雄老師在其《米塞斯》一書的自序中提到，他原本計劃將米塞斯、哈葉克和弗利德曼三人的專書同時出版，將該書提前付梓的原因之一是，在其陸續刊行《凱因斯》、《熊彼德》及《蓋布烈斯》之後，不少友人都怪他選樣有所偏悖。林鐘雄老師友人的建議必然是出於善意，或是為了擔心不了解其自由思想的讀者們對他的理念產生誤解，或者是擔心台灣會因主張政府干預的言論走回頭路，而對得來不易的自由產生威脅。林鐘雄老師內心存有矛盾是可以想見的，但就其性格而言，真正的壓力應該不是來自外人的眼光，而是來自當他所崇尚的經濟自由主義與社會經濟實情無法融合時內心出現的拉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極權主義在歐洲國家的興起剝奪了無數人的自由，而二次大戰後福利國家在西方世界的誕生與壯大則引起人們對中央政府集權、威脅個人自由的恐懼。米塞斯與哈葉克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發展出他們的經濟自由主義。林鐘雄老師飽讀群書，他很早便開始接觸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說，其大學學士論文甚至是以米塞斯的經濟自由主義為題。對於甚早便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啟蒙的他來說，獨裁專制體制對人民自由的箝制必然是不可忍受的。在米塞斯與哈葉克的理論中，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當我們為了公平正義的夢想把經濟活動交由政府集中控管，我們便同時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或許是受到米塞斯與哈葉克此一觀點的影響，林鐘雄老師除了在政治上支持民主化運動之外，更是務實地在經濟體制上透過去除不當的政府管制、使市場的價格機制能發揮應有的功能，期以經濟自由化引導政治自由化。
然而就在台灣經濟現代化、自由化，帶來了經濟起飛與速迅成長後，社會經濟問題並沒有就此消失，只是由早年的物質極度匱乏轉向通貨膨脹、公共財不足及貧富差距加深等富裕社會中常見的問題。早在一九七○年代，林鐘雄老師受到蓋布烈斯《富裕社會》一書的啟發，便已意識到台灣在邁向富裕社會之際將可能面對的諸種社會不平衡問題，並加以思索解決之道。儘管信仰經濟自由主義，但林鐘雄老師並不死守米塞斯或哈葉克所倡導的自由放任主張，而是在放任與管制之間力求平衡，以求人民福祉的改善。
林鐘雄老師對於米塞斯一生堅守自由信念、不為利益背離信仰的崇敬是毫無疑問的。但在他晚年出版《米塞斯》一書時，對於米塞斯所堅持的經濟自由主義能否勝任新時代的挑戰卻是有所保留。面對數十年來國際經濟大環境的變動，他毫不掩飾地說出了他心中的疑惑：「米塞斯所主張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否仍是最佳的選擇？」。林鐘雄老師信仰自由，但當實情挑戰信仰時，他不做意識型態的奴隸，而是用良知真誠地面對他所處時代的問題，以尋求解決之道。要做這樣的轉變對一個長期信奉經濟自由主義者來說並不是件易事。
但無論是彌爾或林鐘雄老師都未曾背棄他們對自由價值的信仰。
自許為古典自由主義信奉者的經濟學家哈葉克曾直指彌爾效益主義哲學中的社會正義概念必須為在二十世紀裡威脅個人自由的社會主義思想負極大的責任。其實彌爾從未主張我們必須為社會正義而犠牲個人自由，正確來說，他的主張是：個人自由因社會正義而鞏固。彌爾的分配正義概念的核心在於對個人基本生存的保障。當基本生存條件不能滿足時，在市場中所謂選擇的自由只是虛假的自由。因此為了讓每個人都擁有真正的自由，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能夠保障基本生存條件的經濟體制。
將自由與管制相對立經常過於簡化了經濟自由的問題，或者說它其實是一個假議題。將自由等同於放任、並與管制對立是市場教義派在當代論述中經常用的技倆，這迫使我們必須在自由與管制之間進行抉擇。但放任市場自行運作的最後結果，是經濟權力的集中與隨之而來的政治權力的集中，是少數人擁有恃其財富而為所欲為的自由，是多數人沒有向少得可憐的薪水說不的自由。沒有人會否定自由的價值，但真正的難題在於，當不同的自由相衝突時，我們該如何決定哪一個自由比較重要、誰的自由要被犧牲。因此，管制市場並不等同於限制自由，真正合理的管制必當是為保障眾人的自由。唯有當政府如此行動以及法律如此制定，政府才是公平的、法律才是正義的。
很多情形下，，誰的自由或哪一種自由比較重要是不容易有論斷的。但在經濟自由的範疇中，免於匱乏的自由可以說是最基本的自由，因為當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不能滿足時，人的經濟行為幾乎不可能是出自於自由的選擇。因此，放任市場自行運作絕非經濟自由的同義詞，唯有當政府適時的干預保障了每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我們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誠如彌爾所言：「在維持生存的條件受到保障後，在人類的個人欲望中最有力的是自由」。這或許也是期望透過經濟學改善貧窮問題的林鐘雄老師何以相信經濟學可以為人類帶來更多自由的原因吧！
林鐘雄老師的著作中直接以貧窮或分配問題為題而進行申論者並不多，這可能會使許多人忽略了他對這兩個議題的關注。他曾明白地指出：「在經濟生活上，最重要的社會問題是所得分配與貧窮問題」，而他關注的貧窮問題除了絕對貧窮還包含相對貧窮，因為一個社會即使在經濟發展、擺脫絕對貧窮後，仍然會面對相對貧窮的問題。因此，儘管他甚少撰文直接處理貧窮與分配的問題，他對這兩個議題的關注常散見於其著作中，這也使得他在對凱因斯等經濟學家的思想進行分析時能有其獨到的見解。例如，他指出，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家在探討凱因斯的經濟思想時都忽略了凱因斯對財富及所得分配不公平問題的重視，從而僅圍繞著充分就業及經濟成長來理解凱因斯的理論。就以經濟學家們在辯論凱因斯是否曾主張動用貨幣政策來說，很少有學者注意到凱因斯其實是一個反通貨膨脹論者，而其反對通貨膨脹的理由正是「所得及財富分配的不公平效果」。
其實幾乎所有經濟制度與政策都以某種方式規制著分配關係，在現代的貨幣經濟體制中，尤其不能忽略與貨幣及金融相關的政策之分配效果。例如，央行為著不同的經濟或金融目標而採行各種貨幣政策時都各會有其分配效果。又如，在面對房地產價格飈漲或者房市泡沫化的現象時，政府以及央行不論採取何種對策（包括不干涉或不行動也是一種對策）也都必然有其分配效果。這也是何以林鐘雄老師所關注的分配問題不僅只是產出所得如何以工資、利潤等形態在不同的生產要素之間分配，也不僅只是所得的重分配，而是更廣義的、伴隨著各種政策的採行（或者不採行）所產生的分配問題。就在《廿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引發全球對分配議題的熱烈討論，而該熱潮亦隨著該書作者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來訪而席捲台灣之際，再次讀著林鐘雄老師的著作，格外感觸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