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許多BOT案有圖利財團的疑慮，台北市政府研考會提出BOT的五大迷思與修正草案，例如，BOT以財務為導向，忽略公共利益; 本來的公共建設，卻變相成為土地開發；以及附屬事業變成投資者最在意的金雞母等問題。事實上，與 BOT有異曲同工之處的PFIs（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s, 民間融資提案制度）在英國也變成一大災難，幾乎要拖垮國家公共醫療服務的財務（NHS, National Hospital Service），這裡面的細節也處處隱藏著魔鬼，傷害公共服務與全民利益，美其名為引進民間資金投資，使公共建設更有效率，並減少政府財務上的風險，最後卻是變相圖利私人公司，而且債留子孫。
PFI是指由政府引進民間投資者融資投資公共建設，然後政府每年支付其租金與服務費用，年限視個別合約而定，廿五年或卅年都有，每年並且按物價漲幅調漲租金。然而，英國的PFI與台灣促參法下的BOT遭遇類似的問題：合約的不透明，政商關係的複雜，以及私人企業只顧自己的口袋，不顧公共利益。英國的PFI是由1990年代的保守黨梅傑政府引進，1997年之後被工黨布萊爾政府的新工黨政策發揚光大，直到保守黨再次執政，也沒有喊停的意思，除非有PFI公司信用破產。迄今為止，PFI合約遍及各基礎建設，從醫院，學校，橋樑，快速公路，公家機關大樓，甚至監獄都可見其蹤影，從1992年開始施行以來，已經超過八百件案子。英國獨立報指出，每個英國人在不知不覺中負債了三千四百英鎊，而全英目前因為PFI而積欠的債務高達兩千兩百廿億英鎊（另有說法指負債超過三千億英鎊），債主就是銀行與PFI公司，透過這種“先享受，後付款”的信用卡循環利息機制下，下個十年還會多出一百億英鎊的債務。
PFI主要問題出在于，合約內容極不合理，單方面的圖利私人公司，政府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例如，有些服務費索價過高，或是建築設施不符合實際需求，只能按合約進行，不能調整，像是皇家利物浦醫院的五分之一預算，都花費在硬體設備與維護的費用，唯有刪減醫護人員以及對病人的照顧來因應。又或，財政部所聘請的財務顧問在審核PFI案件時，本應為公共利益把關，但有些人同時也出自與PFI公司關係匪淺的會計師事務所，有利益衝突之嫌。衛報的專欄作家George Monbiot批評PFI根本是搶劫，例如，造一座從英國本土銜接到天空島的橋樑，頂多一千五百萬英鎊就蓋好了，在PFI計劃下卻花了納稅人九千三百六十萬英鎊。又如，考文垂地區的醫院更新計畫，如果政府來做，最多花費三千萬英鎊，交給PFI卻是將兩間醫院打掉，其中一間重蓋就花了四億一千萬英鎊。更離譜的是，明明在PFI之下花費更大，財務報告卻隱匿不報，像是位於倫敦的Barts醫院原本說兩處新的醫療建設約花費十一億英鎊，最後文件釋出來卻是花了七十一億英鎊，要到2049年才能清償債務。透過PFI計畫，到處蓋醫院與學校，這樣亂蓋亂花的結果是銀行不太願意再借錢給PFI，在財務危機下，於是自2009年起，由政府貸款給PFI公司，而此舉已經完全與PFI的精神背道而馳了。
2014年11月由新聞記者，法界人士與關心此議題的人，號召組織一社會運動，名為‘人民對抗PFI’，為了保護公共利益，要求政府立即停止，不要再簽PFI合約。巧合的是，這個運動一開始，跟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透明化政策一樣，參與運動的新聞記者依據資訊自由法，到各機關單位要求釋出PFI的合約，要把PFI合約解密。當然，政府機關不一定很配合，就算把合約釋出了，會在某些重要數字上塗黑，說是財務報告準則允許隱藏這些數據，完全無視資訊自由法的存在，但是“人民對抗PFI”還是堅持不懈，在英國大選期間發起搶救國家醫療服務運動，拜會參與PFI計畫並獲得不當利益的金融機構。反觀台灣，許多BOT案對公共利益的損害也不遑多讓，明年的大選將至，對透明化政策的要求不該只有在台北市，也應該要求中央政府，以及各縣市地方政府，就像“人民對抗PFI”運動一樣，結合各界力量，一一把合約揪出，攤在陽光下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