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319個鄉鎮中，瑞芳是一座特別多愁善感的山城。它的電影緣奇佳，如果從時代排序，就有《無言的山丘》（日治）、《悲情城市》（二二八）、《多桑》（戰後）、《戀戀風塵》（1960年代）等名片以它為故事舞台，揮灑濃濃的哀愁。然而，有一個重要環節漏掉了：白色恐怖，電影沒有人拍。其實這座山城，也發生過「叛亂案」，地點就在金瓜石，可稱為「金瓜石事件」——而且不只一次，而是兩次。
第一次金瓜石事件：金瓜山支部案
1951年11月8日，《聯合報》頭版以斗大標題寫道：「潛台匪黨金瓜山支部，全部組織被我破獲，匪首兩名昨晨正法。」這兩人都是瓜山國校（今瓜山國小）的教師：一是校長潘承德（43歲，江蘇人），一是教員方碩德（25歲，福建人）。官方指控，潘承德1941年加入共黨組織，在上海教育界秘密活動。後因身分暴露，於1946年潛往台灣，仍在教育界蹲點，1948年派任瓜山國校校長。
潘承德任職校長期間，和中共在台最大組織「台灣省工委會」副書記陳澤民搭上線，透過陳的介紹，直接受書記蔡孝乾領導。官方指控他吸收教員方碩德、林學禮參加叛亂組織，「命其宣傳匪共主義，必要時控制金瓜石礦區」。因為吸收兩個人參加組織，故判死刑——在白色恐怖案件中，「吸收」是非常敏感的字眼，吸收一人足以致命，吸收兩人是唯一死刑。
被吸收的兩人中，林學禮（30歲，浙江人）是瓜山國校教導主任，被以參加叛亂組織（金瓜山支部）罪判刑10年。至於方碩德，除參加組織，還企圖吸收礦工邱其輝（42歲，桃園人），被邱拒絕，屬於「吸收未遂」，原本只判10年。但保密局不滿，說方主持「民眾學校」，而且偵訊時態度頑固，要求重判。參謀總長周至柔給蔣介石的簽呈上，建議把方碩德改判死刑，蔣批「如擬」，方老師就這樣被推入鬼門關。邱其輝雖獨善其身（拒絕被吸收），但沒有兼害他人（告發吸收者），被以「知匪不報」罪判刑兩年。這是本案四名被告的大致情節。
本案案情並不複雜，和省工委許多支部案件差不多。不過在官方宣傳的操作下，真相卻和冬天的金瓜石一樣，雲遮遮霧茫茫，若干疑點有待釐清。
官方說法的虛與實：出賣而非檢舉，保護而非破壞
本案發生時，正當為期三個月的「匪諜及附匪份子自首運動」到達最後高潮（迄1951.11.30為止），因此官方發布的新聞，也將本案的破獲，歸因於16名金瓜山支部黨員的集體自首。其中為首的×君是潘承德同鄉，經營發行書報雜誌，「受潘匪誘騙，參加匪黨」，因政府號召附匪份子自首，「受政府精誠感召，深感共匪禍國殃民，不願再繼續為其奴役」，乃說服其他15名受潘領導的黨員，向當局自首，因而破獲這起「匪諜份子企圖控制整個金瓜山金礦及破壞我工業生產的重大陰謀」。
這種說法騙很大。因為省工委採「單線領導」，一個黨員除了上線和下線關係以外，不太可能知道其他黨員身分，何況是15名黨員。更重要的是，根據官方檔案，本案是蔡孝乾供出的線索，而非自首黨員的舉報。換言之，這是「出賣」而非「檢舉」。
不過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省工委要在偏遠的金瓜山設立支部，而且是由第一號人物蔡孝乾直接領導？這一點，新聞稿所云「匪諜份子企圖控制整個金瓜山金礦及破壞我工業生產的重大陰謀」倒是說對一半。前半句是對的，這座「金山」具有高度戰略價值，所以「黨中央」不假手他人，直接領導。
後半句剛好講反了：「匪諜」意在保護而非破壞。不過這個「保護」，非關民生福祉，純為國共鬥爭。這是假設一旦共軍攻台，國民黨將會採取焦土戰，破壞全台重要設施以免「資敵」。作為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省工委的因應之道就是組織群眾，保護設施，與共軍裡應外合，順利「解放」台灣。省工委一些與護廠、護校有關的案件，如宜蘭羅東紙廠案、中油苗栗油廠案、國防醫學院案等，都和金瓜山支部案的案件邏輯相似。
焦土戰是「理性變出非理性」（走火入魔）的典型案例，因為它是藉由殘害老百姓來懲罰敵軍。早從1933年，李宗仁即發表〈焦土抗戰論〉，後來成為抗戰的重要策略和恐怖行動，如1938年黃河花園口大決堤和長沙文夕大火、1944年桂林大火等。白先勇如此回憶1944年的湘桂大撤退：「桂林，我們走的時候一片火海，我們自己燒的，焦土抗戰，自己先燒掉，太慘了。」
由於代價慘重，1949年大撤退前夕，國民黨收斂不少，但仍有紀錄，如命保密局炸毀廣州海珠橋。一位外交部官員李列一在其家書提道：「謠言四起，南川已受直接威脅，重慶的人民害怕共匪，又害怕國軍臨走時實行『焦土』政策。貴陽失陷時，據各商家傳言就大火三天…」可見焦土戰的陰影（甚至行動）猶在，並透過省工委的傳遞，將這道陰影跨海烙印到台灣。後來，許多在綠島的政治犯，害怕萬一時局失利，會被帶往燕子洞集體處決，這道陰影也是複製了國民黨在大撤退前夕，對重慶渣滓洞、白公館政治犯發動的大屠殺。
為了「保護」礦區，必須打好群眾關係，瓜山國校的三名教師做了分工。據林學禮描述：潘承德負責對金銅礦務局（按，台金公司前身）管理階層的工作，林學禮負責對學校同事的工作，方碩德負責對礦區工人的工作。方是福建人，會說閩南語，因此在礦區開班，教工人講「國語」，也就是保密局所謂的「主持民眾學校」。
兩袖清風的兩名窮老師
撇開中共黨員的身分不談，作為教師，潘承德、方碩德還是有其節操風範。林學禮說，潘校長是教育家陶行知的學生，「我沒有見過這樣能幹的校長，生活那麼樸素，學識那麼豐富」；至於方老師，林在一篇文章〈辛老師〉以「辛健成」之名書寫此人，描述他是一個懷抱理想、與人無爭、深思勤讀的人。的確，那個充滿勞動血淚的礦區，和左翼教師的身影是很搭配的。只是這樣的教師，當年的國民黨爭取不到，現在的共產黨也匹配不起。
潘、方兩人死後，國民黨要清點沒收其財產。潘校長的部分，絕大多數破舊，如破舊褲、破短衣、破衛生衣、舊棉被、舊蚊帳、破舊毯子、破舊軍用夾克等；方碩德部分，雖沒有特別標明破舊（除了舊皮鞋），也只是基本的衣襪枕被，別無長物。兩名教師，都是兩袖清風，跟金瓜石的金光金氣沾不上邊。
林學禮的遭遇比較曲折。先是判刑10年，1954年在軍人監獄坐牢期間，又被獄方製造的第二波「軍監叛亂案」掃到，面臨死刑威脅（第一波打掉十幾名政治犯）。幸好「證人」翻供，獄方計謀未逞，但仍將周坤如、林學禮等7人以「抄寫反動資料，互相傳遞學習」為名，加判感化3年。林學禮在這兩案（金瓜山支部案、軍監叛亂案）都吃了酷刑。不只如此，1955年發生第二次金瓜石事件，又把他抓去大刑伺候，刑到痛不欲生。
第二次金瓜石事件：潘承德讀書會案
第二次金瓜石事件，據林學禮的說法，「是兩名同事（按，瓜山國校教師）和一個女性有三角關係」。原是單純感情糾紛，卻因當事人曾參加潘承德的讀書會，特務追問之下，見獵心喜，企圖擴大羅織，舊案翻新。而金瓜山支部留下的唯一活口，只剩林學禮；為了從林身上取得新的口供，刑求相當賣力。所幸林抵死不供，而讀書會的人也沒有亂咬，特務計謀未逞——如果計逞，林掛案首，必死無疑；其他人也會從「參加讀書會」變成「參加叛亂組織」，最少10年起跳。
第二次金瓜石事件（又稱「潘承德讀書會案」），1956年判決結果，最重的是鍾福天（當時已任時雨中學教師），12年；施巨源（時任台北女師附小教師），感化4年；葉光中（時任北港初農教師），感化4年；其他潘玉培（時任瑞芳國校教師）、黃育民（時任瓜山國校教師）、鍾文均、施平高都判無罪（其實都坐了幾個月牢）。兩次金瓜石事件，涉案者大部分是教師。這些坐牢的教師不是被槍斃、被感化，就是被失蹤、被刑求，著實令人心驚。相傳日本動畫《神隱少女》取景九份，神隱者，被「魔神仔」抓去也。用來形容這些教師的遭遇，相當貼切。
特別一提的是鍾福天，他之所以被判12年，關鍵原因是「以反動劇本《賣火柴的女孩子》改編為《同情淚》，供該校學生公演」。這段判決文字真是驚悚，原來安徒生這篇家喻戶曉、台灣兒童人人必讀的童話，竟是一篇「反動故事」！按照特務邏輯，幾乎所有台灣人思想都有問題，都要抓去「感化」了——不過話說回來，鍾福天和特務對左翼品味的「鑑賞」能力，確實犀利。
瑞芳是一座多愁善感的山城，特別在冬季。是因為東北季風常在山海之間悲鳴，或寒霧淒風苦雨添人愁憂？是閱歷礦工的生死無常，還是歷史為它抹上沉重色彩？無論如何，瑞芳有太多故事有待發掘，有待書寫——例如被官方誇張宣傳的「金瓜山支部案」，例如會讓人觸犯叛亂罪、坐牢12年的安徒生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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