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著台灣人民的小額捐款，也靠著送書，賣書，還有作家力挺，民報終於活過八個年頭，感謝主，感謝台灣人，宣揚台灣必須獨立建國的志業，持續報導台灣社會的善行和光明面，民報有你們陪伴，會走得更遠。
作為一個台灣網路小報，民報標榜台灣獨立，色彩相當鮮明，而我替民報寫稿，也進入第五個年頭，算起來，這是我的奇異旅行。
2010年，我為了實踐對上帝的承諾，在長老會的山區傳教中心開始工作，帶領犯了輕罪的青少年，陪伴他們，給他們心靈感化，因此隱居在南橫玉井山區，走山，讀書，沉思，勞動，變成我的日常，我曾經想過：如此終老山林也不錯，與台灣的青山綠水老樹為伴，將是我人生最後的歸宿，我很少在市區出現，偶而會到附近的山區圖書館借閱圖書，例如南化圖書館、楠西圖書館，圖書館書籍幾乎被我讀完，有一天，我在圖書館電腦網路上看到民報電子報，創辦人竟然是老朋友陳永興，激起我重新提筆的興趣，我先用約書亞筆名，在論壇上寫了幾篇文章，後來才開始寫專欄，沒想到一寫就停不下來，尤其是這兩年，日日寫稿沒有間斷，這要感謝年輕時的訓練。
年輕時，我為了多賺點錢，白天擔任省府南部心理衛生中心社工，晚上兼差，在台灣時報擔任編輯，認識總編余國基，副刊主編陳冷，還有姚志海編輯主任，老派記者趙慕嵩，老趙後來被中國時報挖腳，去搞《時報周刊》，我則兼差替時報論壇寫專欄，算來也是老中時的人，老姚就是姚人多的父親，姚人多家學淵源，曾經擔任過小英文膽，當時，老姚習慣稱我「快刀手」，意思就是看稿改稿，下筆文思超快，當年報紙排版用鉛字，出報印刷要搶時間，所以對於快手相當欣賞，我因為看稿快，下筆快，所以，必須搶時間的重要版面，經常留給我下標題，在報界被稱為快刀俠，與另一位快刀俠張自強齊名。
年輕的訓練至今或許有點老化，但是，下筆快，並沒有因為年齡而遲鈍，對這一點，我自我感覺還是良好。
年輕時寫東西，最怕警總，還記得美麗島事件爆發，警總派人坐鎮報館，監督報紙內容，在戒嚴時代，文字獄很常見，一位檢字工人把中央兩字檢成中共，校對也疏忽了，結果兩人都因此被判刑，至於言論自由，根本不敢想，很多文人只好把對政府社會不滿，用影射的方式，寫詩或寫小說發洩出來，我為了隱藏自己，所以寫文學作品就用愚庵為名，這名字來自明朝一位修行者，那個戒嚴時代，不可能有所謂政論，所謂政論，像《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在老蔣忍耐下，讓你搞幾年，最後還是被禁，雷震被抓，殷海光被看管，李敖入監，一直延續到美麗島事件，一堆知識份子被鎮壓，那是文字獄和禁書的時代。
李登輝上台後，言論確實鬆綁，但是，要等到二條一，以及刑法一百條被廢除，台灣社會才真正進入大鳴大放時代。
1996年，我因為加入彭明敏教授助選團，為了打破國民黨對電台頻道壟斷，開始搞地下電台，結果電台被抄台後，破財事小，還惹上官司，這是我一生最大轉捩點，為了打官司，生活大亂，甚至逃避現實，漂流在異鄉，直到2000年，阿扁上台，我的官司突然從高院發回更審後，獲判無罪，真的是上帝恩典，而民進黨執政後，地下電台也開始合法化，可惜我沒有享受這樣的福利。
2000年後，我一度回到社工的職場，但是，已經飄盪的靈魂無法在原地逗留，我再度離開台灣，進入中國進行社會調查，撰寫中國社會主義轉型後的世界，這樣子世界流浪十年後，才把靈魂安頓在山野之間，六年山居生活寫下《一個人的行腳》，最終還是走回書寫政論舞台。
2019年，像我這樣一位兩袖清風的文人，居然因為文字〈無知是通往奴役的道路〉，遭到台灣首富蔡旺旺提告，這真是我的榮幸，卻是台灣司法大不幸，有錢人可以靠著請律師不斷的告你，讓你身心疲累，這是另一種對普通小老百姓言論自由的打壓，幾萬塊律師費，對蔡旺旺根本連一根毛都不算，對我這種文人，卻是大筆財富，中天告民報與我，刑事偵查不起訴兩次，中天民事敗訴一次，中天告我告到董事長換人，還是緊咬著不放手，好像不把民報這份台獨報紙弄死，就不停手，中天繼續上訴纏訟，反正律師有錢賺，我和民報不能裝死，只好持續活著，和中天打公司，如今官司堂堂進入第三年，啊，偉大的第三年，我必須持續快樂活下去。
中天三不五時控訴政府打壓中天電視言論自由，害他搬離原來52號家園，但是，以我為證，中天很喜歡花錢請律師控告媒體人，讓媒體人心生恐懼厭煩，這不也是變相打壓言論自由嗎?
最後，還要感謝陳永興醫師不怕威權和強富，還要感謝李勝雄律師事務所，願意為這種鳥案件與蔡富翁周旋，讓我可以在疫情期間，不需要戴著口罩跑法院，太感恩了，台灣有你們，是台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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