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此為作者在2014年4月針對朱成虎的狂言囈語，所做出嚴厲的批判，朱某至今還是中共軍方鷹派的發言代表，而習近平等放任或甚至鼓勵朱某喪心病狂的喊打喊殺，其實是醜陋低劣的伎倆，朱某也是世界軍事政界的笑柄。本報事隔四年再選刊本文，並未過時，是要讓大家知道中共政權的荒謬本質，千萬不能對其存在任何美好幻想希望】
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人民解放軍少將朱成虎，關於先發制人發動核戰爭的公開言論，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儘管中國外交部將其言論定義為「個人看法」，但是對中共權力運作稍稍有些瞭解的人士都明白：在中國，不僅普通老百姓沒有言論自由，即便是貴為政治局常委的九大巨頭，也沒有多少言論自由——除了老大哥習近平之外，其他人的所有言論都必須經過嚴格的討論和審查。
在等級森嚴、以愚昧為光榮的軍隊內部，哪裡有獨立思考和思想自由的空間呢？在此背景下，朱成虎的「奇談怪論」，似乎表明朱是「不守規矩」的、有個性有見解的軍人。但是，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並不認為在軍方系統內出現了朱這樣的人物，就表明胡對軍隊失去了控制，或者說軍隊已經蠢蠢欲動試圖奪取對外交內政方面的決策權。朱的言論是最高層所默許的。換言之，是最高層故意放出來探視外界反應的氣球。
朱成虎將軍在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上公然鼓吹對美實施核戰爭的觀點，甚至放言中國即便犧牲西安以東的全部城市、資源和人口，也要摧毀美國的上百座大城市。這些言論讓西方世界大跌眼鏡，將其比作中國的賓·拉登，應不為過。
朱成虎在國防大學的內部講話中更是公開宣稱：「核武器的出現，也可以看作是人類進化的結果，因為人類爭奪生存資源的鬥爭越來越加劇，必然就會產生這種高效率的人口調節工具，來緩減人口數量與生存資源匱乏之間的矛盾問題，使其重新回到平衡位置上去，就是這樣一個循環過程。」他還對核戰爭有一個具體的計劃方案：「我們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地區和國家都照顧到，所以應該集中力量專門對付幾個威脅較大的國家和地區。……我們既要有針對性的也要兼顧到全盤，具體說來，我認為我們周邊的鄰國特別是那些人口大國如印度、日本等是對我們威脅最大的。……而美國相對來說反而要好對付一些，因為他們的人口少得多，而且主要都集中在幾個大城市，只要用少部分的核儲備就可以解決掉他們，另外，美國距離我國遙遠，在核戰後將來的上百年間，我們都不大可能向那裡大量遷移，但是美國的國力強大，所以我們有必要用乾淨徹底的手段，解決掉他們的國家力量，估計用十分之一的核儲備就足夠解決了。」
這些喪心病狂的言論已經構成了嚴重的犯罪，朱成虎將軍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最危險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以及危害人類的恐怖分子。每一個被他在假想戰爭里無情地犧牲掉的中國公民，都應當站出來揭發和指證他的這一罪行。
從「反革命罪」到「顛覆國家罪」、「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稱雖有差別，實質卻無變化，長期以來中共均以之來打壓和迫害異見人士。從以丁子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到在薩斯災難中拯救千萬同胞生命的蔣彥永醫生，再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這些偉大的心靈，這些民族的脊梁，在中國卻統統被看作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
「危害國家安全罪」成為檢方「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殺手鐧——誰被冠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誰就理所當然地被判處重刑：無論是為那些被非法拆遷的弱勢群體，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鄭恩寵，還是為官吏腐敗、民生疾苦而大聲疾呼的記者師濤，都成為這一「緊箍咒」下的犧牲品。
真正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是像我這樣手無寸鐵的書生，而是朱成虎這樣比希特勒還要瘋狂的戰爭販子。當然，朱成虎不過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罷了，他自己並沒有多少的「創造性」。毛澤東當年就曾經威脅美蘇兩大超級大國，中國不惜引爆核彈，讓自己的人民死亡一半。這樣的賭局，世界上還真沒有哪個政治家敢與這個偉大領袖賭一把。今天，朱成虎將軍再次重提核戰爭的話題，把核戰爭當作「調節人口」的最佳方式，在並沒有得到民眾授權的前提下，居然將數以億計的民眾的生命當作其戰略計劃上的微不足道的「數字」。
朱成虎的這些言論，已經突破了現代社會言論自由的底線，正如在德國鼓吹納粹的種族屠殺、種族清洗理論本身就構成犯罪一樣，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鼓吹核戰爭，都構成了對國家安全乃至全人類安全的嚴重威脅，這樣的人不僅應當受到一個國家的法律的制裁，而且還應當被送到聯合國海牙戰犯法庭上接受審判。如果任由朱成虎這樣的「人類公敵」為所欲為下去，將來他和他的同伴們對於地球的危害不知將比米洛捨維奇、薩達姆輩嚴重多少倍。
朱成虎的言論的唯一意義，是讓西方世界和中國國民，看清了中共政權的本性並放棄對其不切實際的幻想。尤其是唯利是圖的西方政客，和助紂為虐跨國公司——你們所提供給中共的資金和技術，很可能會迅速地讓核彈在你們的頭頂爆炸；貪圖眼前的小利，也許會導致你們的妻子和兒女成為核戰爭中的犧牲品。
朱成虎的狂言，又讓我想起了義和團運動中歇斯底里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為什麼那麼仇恨西方呢？因為西方諸國公使不同意她廢黜光緒，使得「家天下」的皇太后對西方恨得牙齒發癢。在義和團入京大肆屠殺無辜民眾前夕，慈禧太后本來決定召李鴻章和袁世凱進京主持大局、並與列強修好，但在一夜之間她卻改變了主意，轉而重賞義和團，不顧國際公法而攻打使館。
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指出，慈禧太后之所以突然改變主意，是接到了一個所謂的洋人將強迫她歸政於光緒的假情報，「這位老潑婦獨裁專制四十年；她誰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最後真來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睜睜就要失去權力之前，她還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她就放潑，和洋人拼命了。」於是，既然戰亦亡，不戰亦亡，「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她老人家就用兒皇帝之名，寫了十二道絕交書，就與十一國開戰——詔戰天下，慈禧老太后就變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而不絕後的最勇敢的人了——因為毛澤東、朱成虎等人似乎比她更加勇敢。
朱成虎們對美國以及西方世界的仇恨，與慈禧老太后驚人地相似。事實上，美國從來不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僅以抗日戰爭為例，沒有美國兄弟般的支持，中國何能從日寇的殘酷殺戮中重新站起來？但是，中共政權為何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𥚃，一直將美國當作最大的敵人，以至於出現朱成虎這樣的「反美狂人」呢？答案其實很簡單：美國不反華而反共，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之間、以基督信仰為依託的政權，與信奉無神論的撒旦政權之間，確實勢不兩立。
毫無疑問，美國的外交政策從來都把中共「一小撮」剝奪十幾億民眾的自由和基本人權的當權者作為敵人。美國不會忽視台灣兩千多萬民眾的自由與幸福，美國也不會忽視中國大陸民眾對自由和民主的渴求，因此美國自然被中共的宣傳和教育機構，妖魔化為「中國」最大的敵人。正如朱將軍自己表白的那樣，他不是民族主義者，也不是左派，而是現實主義者。他才沒有意識形態的糾纏和民族情感的羈絆呢，他有的只是對權力赤裸裸的持守：誰要危及我們虐待和壓榨人民的權力，就不惜與誰同歸於盡。
在這一點上，他確實比「三個代表」更能代表中共黨內高層的利益和意志；在這一點上，中共這個流氓政權比起北韓、伊拉克、伊朗等「無賴國家」來並沒有「先進」多少。以此觀之，儘管朱將軍有教授頭銜，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在靈魂深處仍然是一個有「中共特色」的潑皮無賴，他的祖先是楊志賣刀時遇到的牛二，是屠殺數百萬民眾的明末流寇張獻忠，而他在軍內的長官則是「大刀向人民的頭上砍去」的王震之流——哪能指望這樣的傢伙存留一絲的人性呢？
帶領蘇聯人民走出極權主義的泥沼的戈巴契夫，在與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指出，他之所以要進行「新思維」的嘗試，無非就是要復活全人類的價值，承認自由與人權，讓樸素的道德規範與人類社會的法則真正得以復蘇。這也正是他被中共黨魁胡錦濤咬牙切齒地辱罵的根本原因。而在回顧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和展望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和平共處時，戈氏指出：「不管在什麼樣的場合，人的生命是最基本的，而理論是服從於它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因此，既不存在可任意犧牲人的生命的冠冕堂皇、強詞奪理的理由，也不應有認同這種說法的理論或理念。生命只有一次。去體味人生的喜悅、體會心和心的交流也只能有一次。因此，我們說生命的權利是神聖的，不管什麼人也沒有權利去侵犯這惟一的生命。將『不擇手段」性的想法予以正當化的目的是沒有的。這，不正是我們對二十一世紀的一個選擇嗎？」是的，這也是我毫不猶豫的選擇，這也是我指證朱成虎少將是真正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的根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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