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痞日記】緣起

「雅痞日記」是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在自由時報副刊開闢的每日專欄，持續不斷約五年; 其後移至自立晚報，歷時約一年多。

雅痞日記 挑戰威權體制的點火者

一九八八年是一個有整人的國安法、出版法，以及鬼見愁的警總時代，和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在公眾場合，輕鬆自在罵當權者不夠台獨，這麼「快意人生」的時空環境，當然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別忘了，鄭南榕就是在次年，為了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捨身自焚的。 「雅痞日記」就是在充滿戒嚴威權幽靈的時空中誕生的，當時抱著一種匍匐前進的心理，用柔性的文化元素，去包覆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台灣價值，以及堅硬的政治思維。

化身自「黨外」的民進黨，當時成立未久，和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比起來，簡直就是烤香腸攤販和統一超商相較量；唯一聲援它的媒體，就是一上市就會被查扣的小眾媒體黨外雜誌。至於不小心剛坐上代理總統位子的李登輝，則是哈著腰，連呼吸也小心謹慎的，絕不讓國民黨當權集團，意識到他可能是來幫台灣人，塑造台灣價值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

總之，那是一個自由民主「嗷嗷待哺」、艱困的年代。 「雅痞日記」算是當時首創的，在報紙每日刊載的專欄文章，因此，詼諧、談笑風生與人文色彩，都是必備的。 二十多年後，這個專欄再現江湖，我很感懷一個已經去世的好朋友，曾經在文化界創造風雲的，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 我原本是文學創作者，作品常在大報副刊出現，他出版了我的小說「再見，黃磚路」，我們常在一起聊文學與政治。 最重要的，我們對媒體的傳播威力，有所認識也很敬畏。

我們因此，也想幫只能靠弱小的黨外雜誌取暖的，黨外民主運動，當個「盜火者」。 一九八七年，沈登恩運用他的人際關係，引薦我出任自由時報副刊主編；而「雅痞日記」正是我回答他「盜火中」的狼煙信號。 我成為在大眾主流媒體（報紙），最早聲援民主運動的作家，背後有這一段故事。今天提到這一段因緣際會，乃是在重現江湖的第一天，自我提醒：毋忘文學初衷！

五十歲以後，我常懊惱沒能回到文學創作崗位，只能在政治的解讀領域打轉，也少有人記得我曾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小說家。 幾個月前，在某個場合偶遇大導演鄭文堂（威尼斯影展及公視「燦爛時光」等大片導演），他和我打招呼的第一句話，就是「啊，再見，黃磚路」，這讓我覺得溫暖。 二十多年來，已經很少人知道我是文學創作者了，而我當年能夠在報紙撰寫「雅痞日記」，卻是來自於文學創作的因緣；只因民主運動未獲大眾主流媒體青睞，我才滑進去點火的…。

一顆柔軟心 包覆著堅定的台灣價值

  公元二千年阿扁當選總統，由於當時我創辦的「新台灣新聞周刊」，是台灣眾多媒體中，唯一支持他的──其餘的，以支持宋居多，支持連其次──就任總統之前，有一天他約我見面，問我需要他為我做什麼？我說兩件事：第一，請他務必找彭明敏當首席資政，以示不忘來時路（彭是首次總統直接民選，代表民進黨的參選者，且是蔣氏政權時代，提出「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而受難的歷史標記）。這一點扁當場允諾會去做。

第二點，我請他務必協助，催促台灣社會去創造更多為台灣價值努力的媒體──一如台灣企業家勇於設置銀行那般。這一點他有請親信記錄下來，表示願意試試看（此點後來還有其他故事，以後再談）。 那一天和扁告別，出來後我忽然熱淚盈眶──那一年我四十八歲，覺得終於可以趕在五十歲以前，了卻一番心事後，回到文學創作行列了；有一種和分隔十多年的戀人，即將重逢的感覺。

過幾天，扁得知我將停掉「新台灣」的消息，他人正在南方某企業家處謝票，立即請老企業家打電話給我：「總統就在我這兒啦，現在才正要做事正要開始拚，你比我年輕那麼多，我都沒退，你更不能就不做了！」總之，停刊的決定很快就被推翻了；我記得當時有笑著回答老先生：「既然這樣，我就照大家的意思吧，可是我有相當的自知之明呢──大家都只出一張嘴喊加油，我卻是做得要死啦」。 後來「新台灣」又做了將近九年。

雖然沒和初戀的情人（文學）重逢，但後來我卻領悟一種「柔軟之心，包覆著堅定價值」，有趣的政治運作「輪胎理論」，下次再談這個。 當然，關於大家最想聽的，小英政府到底怎麼了…，這些事，我們也都會來談。

明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