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國際仲裁結果出來，判決書全文稱台灣為(在)台灣的中國當局(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好似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差別是這是由不同於北京政府的統治集團(Ruling Regime)管理。判決書雖未明稱台灣是中國「叛離的一省」，可是意思也頗為接近。這個稱呼之所以出現，有人認為是馬前政府當時的作為所致，有人認為是台灣持續稱呼自己是中華民國的結果，還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聯合國對台灣的普遍定性。如果是第一者，則可以透過修改馬政府當時的作為得到補救。如果是第二者，光是修改馬政府做為無以成事，還需要自己公開與中華民國作出切割。如果是第三者，則不論我們如何稱呼自己不是中華民國都沒啥作用，需要透過在聯合國的朋友以決議方式修改聯合國對台灣的定位才有可能改變。雖然海牙國際仲裁庭不是聯合國直屬機構，但其國際法的專業普受尊敬，因此其對台灣的定位有可能會被聯合國以及其他非聯合國的組織或國家所沿用，對台灣的國際生存會產生重大危害。
由於中華民國依然在聯合國中，1971年的2758決議案只是決定北京政府代表中(華民)國，是決定承認哪個政府可以合法代表中國，沒提到哪個政府可以代表台灣，也沒得到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決議。這導致只要台灣政府自稱是中華民國，即便這個中華民國與1971年前的中華民國有非常不同的主張，但在聯合國議題上，就會出現是否以台灣的中華民國取代大陸的中華民國的問題。這會讓我們在一開始就沒任何機會。如果想以「中華民國 vs.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中模式，又因這與國際承認「世界只有一中，北京政府代表這個中國」的一中政策相違背，讓我們也走不到哪去。因此只要台灣繼續頂著中華民國的帽子，要進聯合國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現在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問題，已不止於其構成台灣進入聯合國的障礙而已。在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帶來更緊密的國際整合，新議題諸如網際網路、跨國境的貨品與服務貿易等經貿活動，跨國境犯罪、環境保育等問題，導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需要更迫切。聯合國作為唯一具公信力的國際合作交流平台，使其在處理這些全球化議題的重要性更甚以往。台灣越晚進入聯合國，會讓台灣越晚取得國際合作與參與國際治理的門票，甚至失去國際交流的機會，導致台灣國家競爭力的大幅損失。在有關國際排碳安排中，台灣航空業的排碳量被放在中國的排碳額度之下，就是一例。因此中華民國問題對我們來說，已不是參與聯合國才會碰到的問題，而是當國際在討論會關切我們生存的議題時，我們會因堅持中華民國的身份而被國際逕自決定。未來這個趨勢會越發嚴重。
中華民國問題也會影響台灣的雙邊關係。只要頂著中華民國，台灣還是會需要處理1952年以前的中華民國相關問題。以這次的南海仲裁判決為例，太平島會莫名其妙成為被仲裁標的，與台灣是透過中華民國的十一段線/U形線對其主張主權有關，使得仲裁庭在「菲律賓 vs. 中國」的判例中，會認為放入太平島是合適的。而判定九段線不能做為歷史性權利與歷史性水域的主張，即便仲裁庭沒有宣稱太平島是誰/不是誰的，但這已大幅弱化台灣對太平島主權的法律基礎。如果越南準備仿照菲律賓打國際官司，並把法律戰的重點放在九段線/十一段線與太平島主權的關係時，台灣屆時將會很難防守。
中華民國問題對台灣的雙邊關係還有其他影響。以印度為例，當中印邊界發生問題時，印度也會想知道中華民國對此議題的立場為何。這是因當年未定界問題是發生在中華民國的國府時期。對印度來說，如果可以讓中華民國直接否定北京政府的主張，會使其在邊界爭端的法律論述立於不敗之地。但對台灣來說，這就變成台灣需要對一個與自己無關的外交爭議表示態度，使自己捲入中印紛爭。
對以振興經濟，處理台灣內部問題為首要的小英政府來說，我們可以理解在其第一任時不太可能處理中華民國問題的考慮。即便如此，英政府也應該非常明瞭中華民國對台灣在全球化時代以及其他雙邊關係所造成的負債。英政府可以基於「不想被視為挑釁中國」的原則，不主動發言切割中華民國，但絕不應在發言中持續強化與中華民國的聯結。南海仲裁案後外交部、內政部還拿出1947年的「南海諸島位置圖」，甚至想對U形線重新定位，就是明顯的錯誤。
南海仲裁案結果凸顯了中華民國對台灣國際地位的負債現象，其結果還可能危及台灣所佔有島嶼的主權基礎。台灣可以在國際空間持續萎縮的時候完成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與當年特殊的冷戰環境有關，但我們絕不可因此以為台灣能夠在國際空間的萎縮下持續進行內政改革，或是認為中華民國問題對台灣來說只是換個名稱(正名)的問題。台灣要能永續的獨立生存，須有充足的國際空間，而這正是中華民國式台灣獨立永遠無法處理的問題。現在是台灣社會開始需好好討論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獨立發展，還是不是資產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