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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平台】從家人身上學到的醫病關係課

文/劉介修(醫師)

2017-04-11 09:35
即使很多地方醫療資源其實很充足,很多醫院其實病床常常很空、還擔心沒有「塞滿病人」,但病人還是希望打一通電話找人「關照一下」。圖/取材自 pixabay(CC0 Public Domain),民報後製處理
即使很多地方醫療資源其實很充足,很多醫院其實病床常常很空、還擔心沒有「塞滿病人」,但病人還是希望打一通電話找人「關照一下」。圖/取材自 pixabay(CC0 Public Domain),民報後製處理

學醫之後,便開始會不時接到家人的電話,詢問有關他們的醫療問題。這樣的情形,即使在我已經離開台灣之後,仍然沒有間斷,三不五時會接到親友的越洋電話,希望能夠聽聽我的意見。身為一個醫者,在診間看診,做出醫療決策,卻很少有機會看見這些病人求助行為的另外一面。

家人的來電,大部份的時候有兩種狀況。

第一種是「尋求醫療資源」,這類的情況主要包括詢問應該看哪一科,應該找那一個醫師,或者拜託幫忙掛某個醫師的號,幫忙轉診到醫學中心,或幫忙「喬病房」。

第二種狀況是「諮詢第二意見」,通常是在親友已經去看完診,醫師給了醫療處置的建議,比如說開刀,然後親友不知道如何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抉擇,希望能夠聽聽你的意見。

親友的詢問,常讓我有機會開始看見那些原來自己在診間問診,看不見,也問不到的「病史」。他們會說著他們擔心的事,他們覺得醫療體系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原來,當醫療人員待在診間,做出醫療決策之後,病人和他的家屬如此輾轉難眠;原來,病人來到診間之前,東拜託西請教,花了多少力氣和焦急。

坦白說,我以前遇到親友的拜託,常常不知道怎麼處理。一方面是對於病情的不了解,更多的時候,也並沒有發現醫療人員的處置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後來,我開始試著多聽親友的說明,試著了解基本的病情,親友看診過程和醫療人員的互動,以及看診醫師給予的後續處置建議。

「這些醫生都有說。」
「這些檢查醫生都已經排好下禮拜要做。」
「他就說是不好的,其他我不清楚。」

初步瞭解之後,如果遇到不熟悉的領域,我會試著請教醫療同儕,或者去找資料,更多認識相關知識。我發現,雖然每個醫療人員說明病情的仔細程度可能差異,不過,在給予病人的醫療處置和建議上,很少有什麼十分嚴重的錯誤。因此,面對親友的來電,我大部份的時候沒有幫上什麼忙,許多時候只是聽他們說,釐清一些尚未清楚的地方,給予一些信心和支持,建議後續看診可以注意的事情等。

台灣的醫療體系在便利和品質上有一定的水準,而醫療人員也在相當有限的看診時間中,盡可能地說明病情和處置。可是,為什麼我們的親友和病人仍然如此不安和焦慮?

後來,我漸漸發現,其實親友的諮詢,可能有比「處置本身」更根源的原因。

第一個是「擔心」和「不知所措」。

近年來的醫病關係,慢慢轉變成一種「消費者關係」。各大醫學中心,各大名醫的診間似乎已經變成一種販售名牌的櫥窗。病人和家屬通常費盡了時間精力,終於掛到號,看起來很「自由地」找到了自己想去的「專櫃」,然後醫療人員也變得愈來愈像銷售服務員。比較好的情況是,他們會把醫療處置的各種選擇,利弊得失都說過一遍,然後交給病患去「選擇」。

作為一種「消費者關係」,其實醫療人員這種做法,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對。不過我常在想,作為一種「醫病關係」,當醫療人員「冷冷地」把各種「選擇」講了一遍,好像有什麼東西,沒有辦法在「名醫專櫃一次性的消費」當中達成。換句話說,光憑醫療「權威」,其實仍不足以讓人安心。

第二個是對「公平性」的存疑。

我以前都一直覺得,當前台灣的醫療體系「很公平」,每個人想去哪裡看,想給誰看,想做什麼檢查和處置,一切都很自由和平等,一切也都有規矩和程序。因此,以前接到親友請託「關說」的電話,常會覺得很生氣,也因此得罪了很多親友。

可是,為什麼還是會常接到要幫忙掛號,幫忙喬病房,幫忙「關說」的電話?

後來發現,在台灣很可能沒有人相信「不用靠關係」的這種說法。即使很多地方醫療資源其實很充足,很多醫院其實病床常常很空、還擔心沒有「塞滿病人」,但病人還是希望打一通電話找人「關照一下」。這些「關說」,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種「找特權」,再仔細想,其實也反映了醫療體系的問題:沒有人來「守護」不同醫院和醫療人員之間的轉介和銜接。結果是,你有親友當醫師,就去找他;如果沒有,就自己想辦法。

其實醫療本來就是一種高度「關係性」的領域。具體來說,病患希望能找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來告訴他「在不知所措的時候可以怎麼辦」。那不僅包括了醫療處置的建議,也同時包括了病人和家屬在「醫療體系」轉來轉去的全面性規劃和銜接。但是目前的狀況是:民眾需要「自己想辦法」來連結和拼湊他在不同醫療人員、不同醫院之間,以及其他社會資源(如長期照護)的「照護拼盤」。但是,誰能夠「拼得好」,除了各憑本事,也隱含了社經、教育程度的不平等。

換句話說,當我們的醫療體系沒有把這個「守護性的照護管理制度」建立起來的時候(比如健全的家庭醫師制度,社區型的健康照護管理中心等),表面的「便利」和「自由」,很多時候其實製造了更大的焦慮和不平等。

結果是,在「總體經濟」上看起來完美的台灣醫療,仍然沒有讓人覺得安心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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