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悠瑪列車出軌事故，台鐵亟欲把所有責任推卸給駕駛，而在謊言一一被揭穿後，也讓人思考，刑事究責，是否也該及於台鐵高層。惟從日本的福知山線事故案的判決結果，此等究責的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
2005年，日本福知山線列車出軌，造成一百多人死亡、五百多人受傷的慘劇。由於火車經過曲線彎道，時速超過一百公里，西日本鐵道公司就將肇事原因，全歸咎給已死亡的駕駛。只是隨著事後的證據浮現，於曲線半徑超過四百五十公尺的彎道路線，所有車輛並無任何適當的危險迴避機制，更未裝上自動煞車系統（Automatic Train Stop; ATS)，就凸顯出公司高層對於出軌事故，確實有能防止而未防止的疏失。故被害人家屬就對三位西日本鐵道公司的現任與前任社長共三人，提起業務過失致死傷罪的告訴。
惟神戶地檢署為不起訴，經由人民所組成的檢察審查會（檢審會），於建議起訴，仍再次為不起訴處分後，檢審會就做出強制起訴的決議，並由法院指定律師來替代檢察官行使論告之職權。
而在此案中，原告方指出，西日本鐵道公司的社長，既然負有鐵路交通設施的安全維持之責任，當然有防止火車出軌的注意義務。也因此，面對過彎的曲道，自然有設置迴避危險的機制，如裝設自動煞車系統。而歷任社長，皆未為適切的處理對策，故對於火車出軌所造成的死傷，自有刑事責任。
只是此案經過十年的審判，無論是地方、高等，還是最高法院，皆判處被告無罪，並於去年六月確定。其主要的理由，即是認為，社長雖對公司轄下所有的鐵路事業，具有統括與指揮之權，但這種抽象性的監督權限，是否也須顧慮到個別火車行駛安全，甚至是迴避危險發生的具體事務，卻有疑問。再加以於福山線事故發生前，並無任何法令規定，須於鐵路系統與車輛裝設自動煞車系統，故公司高層即便有整體性的監督之責，卻不能因此認為未裝設自動煞車系統，即屬義務之違反，致得負起業務過失致死傷罪的刑責。
由於日本與我國法制相近，故此次普悠瑪事故，就算對台鐵高層為刑事訴追，似也會有相同的結果。甚且，若被害人或其家屬未對台鐵高層提起刑事告訴，檢察官是否也會立案，並將此等人員列為被告進行調查，恐也得打個很大的問號。
日本福山線事故對鐵道公司高層的刑事究責，在歷經漫長的審判過程，以無罪為終，致暴露出刑法以自然人為歸責中心，卻忽略一套對法人、非法人團體的刑罰架構。也因此，在21世紀的今天，隨著企業或組織體於環保、食安、交通等領域的重大侵害行為，是否仍必須固守傳統刑法以執行職務的基層者為究責核心，就有全面檢討之必要。這可以從英國於2007年，制訂法人致死罪，看出時代變遷所必須的改變。
不過，若承認法人可成為刑法的行為主體，勢必衝擊整體的刑法架構，在台灣的刑事司法相對保守的情況下，此種立法，就難在短時間達成。不過，從日本福知山事故後，雖對公司高層的刑事究責出現障礙，卻也促使國家，開始強化對鐵路設施安全維護的法規範，如強制規定防止出軌的自動煞車系統之裝設等。也因此，無論普悠瑪事故的刑事究責能至何種程度，對台鐵整體結構的檢討與改造，卻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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