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紫藤廬，是2008年首次訪臺時的匆匆一瞥。古樸、精緻、優雅，且有返璞歸真之感的陳設，絕非中國那些過度奢華的茶館所能比擬。由花廳演變而來的日光畫廊，更讓我駐足良久。心想，藝術家的作品能在此展覽，該是何等的福分！
紫藤廬又不單單是一個超凡脫俗的茶館。林濁水在回憶裡將紫藤廬形容為「落魄江湖者的棲身所」，解嚴前，「二二八」難屬和黨外人士的議事之地，常常選在紫藤廬。因為，除了這裡，偌大的臺北，要找到另一處聚會的地方，殊為不易。紫籐盧的主人將這個空間提供出來，需要非同尋常的勇氣。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013年年初，再來紫藤廬，是在我逃離中國、旅居美國一年之後。此時的心境與五年前大不相同。
這一次，我不僅是匆匆走過的茶客，而且有幸與臺灣文學史家和評論家陳芳明教授在紫緣廳作了一場名為「天空與大地：流亡者與流亡文學」的對談，「盧主」周渝先生是主持人。
那夜，紫緣廳座無虛席。那是一個最具日式宿舍原貌的、鋪著榻榻米的房間，聽眾均席地而坐。陳芳明教授說，他看到我，就想起二十多年前，他本人因寫文章批評國民黨，而被列入黑名單，長達十五年不能回臺灣的經歷。
聽眾中，有大學生和中學生，也有在臺灣唸書的陸生，甚至有到臺灣自由行的陸客專程趕來。大家的提問很熱烈，不用擔心「隔牆有耳」。窗外，紫藤尚未開花，在早春的暖意中已發出點點嫩芽。
改日，周渝又請我到紫藤廬品茶。他鬚髮花白，著對襟短衫，仙風道骨，雲淡風輕，誰能想到他也曾經是壯懷激烈的黨外人士？他為我泡的，不是茶水單上的茶，而是從家中帶的苦澀的老茶。
我翻閲了一下茶水單，大都是臺灣的名茶，價格並不昂貴，其中還有產自我的家鄉四川的茶——來自2008年地震災區，上面特別註明，在客人的消費中，有一部分將回饋災區的種茶人。這行小小的文字，讓我相當感動。
周渝告訴我，紫藤廬是他在1980年爲這所老房子所取的名字，以門口小院子中的三棵老紫藤蔓生屋檐而命名。
紫藤廬的歷史堪稱臺灣現代史的縮影。日治時代，紫藤廬老宅為臺灣總督府的高等官舍，電力公司最早的送電記錄是1920年。五零年代以後，為周渝的父親、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教授的公家宿舍。周德偉為知名經濟學者，早年留學英倫與德國，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海耶克的門生。
唐代詩人劉禹錫在《陋室銘》中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紫藤廬只是一棟二層的日式小樓，並非堂皇的宮殿，但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周德偉的流風遺韻，足以讓人在此憑弔緬懷，更何況還有周渝沖泡的香茶呢？
周德偉一生不遺餘力地鼓吹自由主義，尤其是為自由經濟「正名」。在紫藤廬中流連忘返的中國經濟學家、八十年代經濟改革的先鋒人物朱嘉明，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周德偉最早試圖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影響臺灣的國民經濟運行。周德偉認識到，建立出口導向型經濟，是臺灣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而出口導向型經濟必須依賴經濟自由化，核心問題是如何實現新台幣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
周渝回憶說，父親當年最得意的事情，是跟家人和朋友大談他在國民黨中央及行政院的會議中，單槍匹馬與主張計劃經濟的學者、政客激辯，最終把所有人駁倒。1958年，周德偉關於匯率和利率市場化的政策建議被政府採用。之後，臺灣經濟自由化開始啟動。
近代以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敗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是缺乏自由市場經濟這一關鍵部分。「均貧富」和「輕商業」的傳統文化，阻攔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生根發芽。胡適的自由主義來自杜威，有左翼色彩，按照海耶克的理論，計劃經濟必然走向極權政治，而胡適等人對此缺乏警覺，因為他們不懂經濟學。
而周德偉不僅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更推動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周德偉除了完成論文集《人文現象的理解》，還鼓勵和支持同道的翻譯與著述。1953年，在其建議之下，殷海光將海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譯出，在「自由中國」雜誌連載，該書對臺灣尋求建構適合臺灣的自由社會秩序發生了深遠影響。與此同時，張佛泉開始《自由與人權》的寫作，夏道平則致力於翻譯和介紹海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
自由主義的火種在中國熄滅，在台灣卻開花結果。
在不自由的美麗島，卻有自由的紫藤廬
周德偉治學嚴謹，時時以愛民治國為念，一心為臺灣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潮。雖然曾在政府擔任高官，卻從未停止批評時政，抨擊蔣氏獨裁作風，關心著國家的興廢存亡以及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那時，還沒有紫藤廬這個名字的「周府」，被周德偉命名爲「尊德性齋」。在杯弓蛇影的五十年代，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常在此集會清談、相濡以沫。
情治部門自然不會放過他們，他們家對面的糖果店，就是特務開的。周渝回憶說，小時候家裡的電話一直有雜音，大家都知道電話線的另一頭一定有人在竊聽。然而，周德偉照樣毫不忌諱地痛罵老蔣。
小蔣接位前夕，有一個負責監聽卻又內心敬佩周德偉的特務，悄悄提醒說，在電話中罵任何人都無所謂，最好不要罵蔣經國。這一幕，宛如德國電影《他人的生活》（又譯《竊聽風暴》）的台灣版。
五四時代，周德偉是北大學生，當時所謂的「進步青年」都讀共產主義的書籍，偏偏只有他對左派的玩意棄之如敝屣。隨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周德偉並未因「反共」而「擁蔣」。與殷海光一樣，他對毛、蔣兩個獨裁者左右開弓、嚴詞譴責。在其晚年完成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一書中，其言詞之鋒銳仍不減當年：「至於誤國誤民之獨夫，則有豢養之文奴歌功頌德，尊之如堯舜文周孔孟，且集政教大權於一生，強姦民意，敗壞世風，為前史所無。嘉言語錄到處流傳，掩盡天下如之耳目，自上尊號曰民族救星也，世界唯一之偉人也，萬口雷同從而利之，不復知人間羞恥。」斥責蔣氏及一班御用文人，痛快淋漓。
周德偉兼任臺大經濟系教授，周宅裡常有年輕學生前來求教。思想史家張灝告訴我，他第一次見到周德偉時，周德偉用濃重的湖南話說：「你們歷史系教授的學問不行，他們在地上爬，我在天上飛！」半個多世紀之後，那一幕讓張灝記憶猶新。
紫藤廬最大的魅力在於，它是不自由的時代臺灣自由主義的一處堅固堡壘。這是一座不需要士兵駐守的堡壘，聚集在這裡的，是一群「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良心和思想就如同燈檯上的燈一樣，照亮那段幽暗的歲月。
1975年，周德偉退休赴美，從此便由么子周渝接管老宅。那時，台灣經濟正在騰飛，人人都在「向錢看」，醉心戲劇的周渝聚集了一批真誠而有理想的藝術家，在天主教耕莘文教院李安德神父的支持下，搞起了耕莘實驗藝術團。就在自家院子裡辦展覽、排演舞臺劇，這裡成為臺灣小劇場運動的誕生地。
林麗珍的第一支舞「不要忘記妳的雨傘」曾在此策劃與排練；陳建華帶領的「青韻合唱團」在此定期練唱；尉天驄、白先勇、施叔青、李昂等作家和藝術家經常在此出入；具有濃厚批判色彩的「臺灣社會研究季刊」在此創辦，至今二十餘年每月定期在此聚會未曾中斷。李安的電影「飲食男女」也在此拍攝不少雅致的鏡頭。
紫藤廬成為臺北文化能量匯聚的中心，是許多文化人記憶裡溫暖的「家」。老房子散發出一種波西米亞式的浪漫氣息。
有其父必有其子，政治仍然是這裡的主線。七十年代末，周渝幫助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出版社和雜誌社，由此與林濁水、陳忠信等人成為好友。「美麗島運動」被鎮壓後，一些驚魂未定的黨外人士紛紛來到周家老宅落腳聚集，以待東山再起。
爲了替被捕的戰友討公道，周渝以海耶克《自由的憲章》的思想爲理據，撰寫長文《政治事件審判的法律神話》，發表在《亞洲人》雜誌。同期的雜誌上還刊登了魏京生在北京受審的辯護詞，以此警告國民黨當局：連共產黨都讓魏京生有公開答辯的機會，對美麗島受刑人絕對不能用軍事法庭來秘密審判！
人面不知何處去，老藤依舊笑春風
1981年，周渝將紫藤廬改闢為茶館，提出「自然精神的再發現，人文精神的再創造」之理念，使之成為臺灣第一所具有藝文沙龍色彩的人文茶館。
因為紫藤廬本身的「異質性」，國民黨一直企圖將其收回并拆毀。幸運的是，一群文化人挺身而出保護紫藤廬。胡茵夢、丁乃竺找來媒體，將法院釘封房子的木夾板擊破，并申明當局的做法違背文化資產保護法，必須讓紫藤廬恢復舊觀并繼續使用。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之下，當局不得不讓步。臺大城鄉所的夏鑄九教授帶領學生製作了古蹟申請書，并最終審定通過爲「市定古蹟」。這座有着許多歷史內涵和幾代人記憶的空間，才算真正保留下來。
在臺灣，代表著東方文化的茶館與代表著西方文化的咖啡館各領風騷、相得益彰。我是四川人，來自「一城居民半茶客」的成都。外曾祖父本是鎮上的名醫，一九四九年後被劃為「地主階級」，被剝奪行醫的資格後，開了一家簡陋的茶館。我從小是在茶館長大的。歷史學者王笛寫了一本名為《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的書，以茶館爲中心再現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形象。我想，如果寫一本關於臺灣的茶館的書，一定要從紫籐盧寫起。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是客旅，不過仍需要一處詩意的棲居之地。逃離中國逾十餘年的經濟學家何清漣，在「紫藤廬的故事」一文中寫道：「這座茶舍生於臺北，長於臺北，與臺北的知識份子一道經歷追求民主化的艱難歷程，也與臺灣的藝術家們共同營造了催生臺灣本土藝術的文化氛圍，使紫藤廬裏彌漫著一份包容近現代西方文化的東方氣質。對於我這位有國難回的異議者，紫藤廬幾日的停留，極大地撫慰了我那多少有點疲憊的遊子之心。」我與何清漣一樣，都是有家不能歸的「大地上的異鄉客」，紫藤廬足以慰籍我們的鄉愁。
在濃濃的茶香中，周渝告訴我，周德偉老先生不喜歡「自由主義」這個詞語。周德偉認為，「自由」不能被「主義」束縛，「主義」是一種僵化、獨斷的意識形態。周德偉別出心裁地將英文Liberalism翻譯為「自由在茲」。這個中文詞彙有一種動態之美和相容並包的氣度。
紫藤廬中，懸掛有周渝手書的「自由在茲」四個大字。我也請他書寫一幅，讓我帶回美國掛在家中。
而我對紫藤廬的喜愛，不正因為「自由在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