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台灣文學統獨論戰的回顧
在20世紀70年代的台灣文壇，雖曾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然而，並未因此而解決台灣文學屬性的問題，反而如陳映真所言：「70年代論爭所欲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迎來了全面反動、全國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因此，是否全面反動、保守姑且不論，但隨著政治上本土政權的確立，伴隨著台灣意識的高漲，連帶著也鼓舞著台灣文學台獨論述的昂揚。這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學界，目前對此問題的討論，才剛起步，但仍不可忽視其重要性。
特別是，繼之前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於80年代起，台灣文學領域，又逐漸颳起了一陣全面反中國的文學論述，中國認同的民族意識，逐漸已被新台灣人的國民意識所取代。
在葉石濤、張良澤、彭瑞金、陳芳明等文學評論者，不遺餘力的鼓吹下，台灣文學中的「文學台獨」論述，在政治力的推波助瀾及大環境的轉趨有利因素下，在台灣文壇已成一股來勢洶洶不可輕忽的力量。所以有必要於此時，對其進行觀察和討論。
解嚴後文學台獨論述與政治台獨思想的相關性
事實上，解嚴後的當代台灣文學台獨論述，是伴隨政治台獨的成長而發展的，尤其在海外台獨力量歸隊，本土政黨民進黨成立後，台獨的勢力益發不可擋。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逐漸崩解，台獨的力量，則透過各種管道，無孔不入的將觸角，伸入台灣社會各階層。
這當中藉由意識形態、文化思想來論述分離主義，是最有效的方法。也因此從80年代始，台灣島內圍繞著「台灣結」與「中國結」、「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統一」及「獨立」的論述爭議，成為那個詭譎多變年代，最熱門話題的焦點。
當代文學台獨的論戰，始於1983年因著〈龍的傳人〉侯德健，赴北京進修而起的，這年6月《前進週刊》，刊登楊祖珺的文章〈巨龍、巨龍，你瞎了眼〉，對侯德健的「愛國的孩子」，作了批判的反諷。接著陳映真發表了〈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鴻文來回應，並對〈龍的傳人〉這首歌，廣為流傳而熱烈的愛國激情，表達深情地傾訴他，心中緣於「中國情結」而迸發的愛國激情。
陳映真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圍剿，並被冠上是無可救藥的「中國結」的「漢族沙文主義」、「愛國沙文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者。
論爭很快的就激化起來，首先是陳樹鴻的文章〈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粗糙的以二分法將「中國意識」等同於不民主，主張為了民主就必須排除「中國意識」。
緊接著陳映真透過與戴國煇的對談，批判「台灣結」是「恐共」、反共的表現，實際上，是台灣島內分離主義的「台獨」勢力，對大陸的抗拒，並明確表示其背後有台獨理念在支撐，和台灣緣於60年代興起的資產階級的理念。說穿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民族』的問題」。
此時陳芳明以宋冬陽筆名，發表〈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跳出來了，陳芳明從台灣文學切入，回顧了80年代以來台灣思想界、文學界有關台灣意識的論戰，對陳映真等人的主張，進行了攻擊。《夏潮論壇》上的〈台灣的大體解剖〉專輯，即是因陳芳明此長文而起。
親左《夏潮》與《台灣年代》針鋒相對
與《夏潮》針鋒相對的是《台灣年代》，它特別推出〈台灣人不要「中國意識」〉專輯，發表林濁水〈《夏潮論壇》反「台灣人意識」論的崩解〉、高伊哥的〈台灣歷史意識問題〉來痛斥《夏潮》的「中國意識」與「中國情結」。不久，《80年代》也加入抨擊《夏潮》的行列。
在諸多反中國意識文章中，有一特點值得注意，即開始美化日本殖民台灣，對台灣現代化開發的重要影響，換言之，把「崇日」情結兜攏到台獨的思想體系來。《夏潮》在島內不僅遭圍剿，在美國的《美麗島週報》也隔海砲轟，加入論戰陣營。這場以「台灣結」與「中國結」；「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為切入口的大辯駁，文學台獨主義者，不但痛勦陳映真、戴國煇，最主要也是藉機鼓動風潮，檢驗台獨論述在島內市場的接受程度。
而反觀以陳映真為首的《夏潮》立場，仍是秉持「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和人民抱著極深的認同和感情」，「願意跳出唯台灣論的島氣，學習從全中國、全亞洲和世界的構圖中去凝視中國（連帶地是台灣）的出路」。
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解嚴」之後，激烈程度減退，台獨勢力的新分離主義，又進入另一階段。
李登輝與民進黨的推波助瀾
90年代後，隨著李登輝的上台，國民黨政權迅速本土化，其後「兩國論」的拋出，更不掩飾其變相台獨的立場。而時為最大在野黨的民進黨，於1991年10月在黨綱寫下「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暨制定新憲法，應交由台灣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的所謂「台灣前途決議文」。
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的廢除，使鼓吹和從事非暴力的台獨活動合法化，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上台後，便公開拋棄「一個中國」原則，整個台灣政治格局的大變動，原本的「台灣意識」意識形態，被「台灣主體性」之說所取代。
以文學場域而言，1991年陳芳明在〈朝向台灣史觀的建立〉文中，提出在台灣史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概念，並主張在台灣文學中，亦是如此。這種不願將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一支的文藝思潮，從80年代延伸而來，到90年代又更進一步發展，於此氛圍下，理所當然地，激化台灣新文學思潮領域的統、獨大戰。
台灣文學主體論，最早的淵源，可追溯自1965年復出文壇的葉石濤，在《文星》發表了〈台灣的鄉土文學〉一文，該文提出從理論解釋「鄉土文學」的概念問題。
1977年5月「鄉土文學論戰」方酣之際，葉石濤在《夏潮》又撰寫〈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從鄉土中衍生出「台灣人意識」的問題。葉石濤將台灣人意識推演到「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雖然認同台灣人在民族學上是漢民族，但在長期變遷下，早已發展了和中國分離，屬於台灣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義」。
葉石濤與陳映真的論戰
葉石濤的文章甫一披露，隨即遭到陳映真的批判，陳映真強調「台灣新文學在表現整個中國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精神歷程中，不可否認地，是整個中國近代新文學的一部分」。
陳映真隨後，即以「民族文學」為準的，極力頌揚「三十年來在台灣成長起來的中國文學」，並稱許這些作家「使用了具有中國風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國語言，表現了世居在台灣的中國同胞的具體社會生活，以及在這生活中的歡笑和悲苦；勝利和挫折……」。
陳映真的批判，葉石濤並不示弱，1982年元月，他糾合鄭炯明、曾貴海、陳坤崙、施明元等人於高雄創辦了《文學界》雜誌，鄭重其事的認為，台灣文學離「自主性」道路尚有一段路要走，希望台灣作家作品，要勇敢的去反映台灣這塊美麗土地的真實形象。
葉石濤的宣言，立即獲得海外台獨文學評論家陳芳明的聲援，陳芳明欣喜若狂的歡呼，台灣本土文學終於與「本土政治結合起來」，而邁向一新的里程碑。
陳芳明積極肯定葉石濤台灣文學本土性、自主性的論述，認為在文學史上是極為重要的發展，陳芳明甚至樂觀預估，「台灣民族文學的孕育誕生，乃是必然的」，它斬釘截鐵的說：「把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是錯誤的」，至此，陳芳明的「文學台獨」主張已十分明確的表露出來。
總之，在解嚴前夕，圍繞在台灣文學屬性的論辯，兩種文學思潮的鬥爭已是壁壘分明了。一邊是以陳映真為代表的「台灣文學係中國文學之一環論」；另一邊是葉石濤、陳芳明為首的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的論述，此南轅北轍的兩種主張嚴重對立，雙方各有其支持者，如詹宏志、呂正惠等認同陳映真之說；李喬、彭瑞金、高天生之流則附和葉石濤、陳芳明的看法。
旅美作家陳若曦試圖調解無效
從70年代，延燒迄今仍方興未艾，形成於20世紀末台灣文學的統、獨大論戰。後來，旅美作家陳若曦，曾試圖化解兩派之歧見，然彼此仍堅持己見，已無調和的空間了。
1986年，因為台灣作家李昂與鄭愁予，在國際文壇遭到歧視事件，引發了《台灣文藝》推出台灣作家定位問題之探討。向陽、李敏勇、羊子喬等本土作家紛紛撰文，強調台灣作家認同台灣，寫出台灣特殊面貌的重要性。否則既不寫台灣情事，又不被中國認同，最後成了可悲可嘆進退失據的邊緣作家。
龍應台的再度掀起波瀾
此事件之所以掀起波瀾，是龍應台的〈台灣作家哪裡去？〉文章中，認為台灣作家在國際社會備受歧視，絕大部分的責任是，在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及中國正統觀，把問題焦點，鎖在台灣的「國家定位」上。藉此機會，具台獨意識的本土作家，決定順水推舟，以「台灣國際地位」問題，回應「中國立場」的挑戰。
例如李昂，就直接訴求「台灣文學劣勢一定存在，因為台灣在國際上，一直是『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台灣作家以後要用什麼稱呼，在國際上定位，恐怕是政府、文化官員，乃至作家，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
李昂趁機提出台灣文學劣勢的新議題
李昂提出的議題，立即得到陳芳明的響應，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化》發表〈跨過文學批評的禁區〉，把「台灣文學」、「台灣作家定位」的問題與台灣前途糾結在一起，進一步認定，「台灣文學」反映台灣這個「經濟生活共同體」實質，和「中國定位」，是如何隔閡不入。
因此，陳芳明不客氣的批評，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根本是虛構性與虛偽性。隨著台灣意識的高漲，台灣人急於「出頭天」的渴望，在政治解禁的情況下，90年代後，文學台獨勢力，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陳芳明的崛起及其vs.陳映真的論述大對決
在大環境轉趨有利的情況下，旅美台獨大將陳芳明，發表一系列鼓吹文學台獨的文章，如〈是撰寫台灣文學史的時候了〉、〈在中國的台灣文學與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等，突顯陳芳明是葉石濤之後，執「文學台獨」的牛耳地位。
在上述幾篇文章裡，藉由文學史的編寫問題，陳芳明繼續鼓吹「台灣沒有產生過中國文學」，攻擊「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統派主張，強調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獨立的事實。
陳芳明是以移民社會的角度，來詮釋其理論。他說「台灣是移民社會，中國移民到了台灣以後，無不是以全新的『台灣人心態在開墾、生活的，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逐漸因地域、環境的條件，與中國隔離，而形成他們的特色』」。
準此而論，在與中國隔離的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台灣文學，當然與中國文學是互不隸屬的。
生力軍彭瑞金的強力奧援陳芳明
陳芳明的文學台獨論述，得到生力軍彭瑞金的強力奧援，彭瑞金特別還提出「台灣民族文學」的概念，並以「台灣民族」的理念，強調建構「台灣民族文學」的重要性。
彭瑞金的論調，得到林央敏、宋澤萊等人的支持，他們提出的「台灣民族文學」，就是要和中國文學劃清界線，他們最後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優良的「新民族文化」、「新民族文學」，此目標的前提，則是奠基於與台灣命運的契合。
新生代彭瑞金的高擎文學台獨大纛，立獲老驥伏櫪葉石濤的強而有力聲援，他接連撰寫了《沒有土地‧那有文學》、《走向台灣文學》、《台灣文學的悲情》等著作，開始明確宣揚文學台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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