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底，國共內戰塵埃落定，許多人的生命發生逆轉，也有的人心如死水。此前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處無期徒刑的陳璧君，被轉移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繼續服刑。與陳璧君頗有私交的宋慶齡、何香凝在政協會議上找到毛澤東、周恩來，替其說情。毛澤東應允只要陳璧君寫個認罪聲明，政府就下個特赦令，將其釋放。
宋慶齡與何香凝給陳璧君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曾經在國父孫先生身邊相處共事多年，彼此都很瞭解。你是位倔強能幹的女性，我們十分尊重你。對你抗戰勝利後的痛苦處境，一直持同情態度……今天上午，我們晉見共產黨的兩位領袖。他們明確表示，只要陳先生發個簡短的悔過聲明，馬上恢復你的自由。」
陳璧君：毛澤東恩人之妻，紅色獄坐牢至死
信很快送到陳璧君手裡。陳璧君提筆寫了回信：「正由於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願意在監獄裡送走我的最後歲月。」
最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在此事件中的態度。毛並不是一個念舊的人，很多他的故人都被其折磨致死。然而，毛澤東為何單單對陳璧君網開一面呢？
毛澤東在仕途上的第一個大恩人，是陳璧君的夫婿汪精衛。正是汪精衛的提拔，毛才得以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1925年10月，毛澤東受命代表汪精衛管理中央宣傳部——那時，孫文剛剛去世，作為孫文遺囑起草人的汪精衛炙手可熱，出任廣東國民政府委員會常委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汪身兼數職，無力主持剛成立不久、卻非常重要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故而將毛澤東任命為代理宣傳部長。
從數年前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名不見經傳的臨時工，一躍而成為國民黨中央一級的顯赫人物，毛澤東可謂「鯉魚跳龍門」——毛澤東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甚至在蔣介石之上。不過，表面上的地位與實際的權力並不必然對稱。蔣介石通過黃埔軍校校長的職位掌控軍權，利用廖仲愷遇刺和中山艦事件，迫使汪精衛辭職並出國考察。1926年5月15日，蔣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成為國民黨中常會主席、組織部長，並通過「整理黨務案」，清除在國民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擔任了八個月代理宣傳部長的毛澤東，不得不離開這個職位。
無論如何，毛澤東一定對汪精衛的知遇之恩充滿感激。在廣州的三年裡，毛與汪精衛夫婦密切來往，陳璧君或許在夫婿面前稱讚過年輕的毛澤東。北伐軍興，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隨之白熱化。毛澤東奔赴武漢投效鮑羅廷、汪精衛及唐生智控制下的武漢政府。1927年4月底、5月初，毛出席參加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在此期間，毛與汪精衛應當有不少交集。
7月15日，內外交困的武漢方面作出了效仿蔣介石實施清共運動的決定，汪毛從此分道揚鑣。8月7日，中共在漢口召開中央緊急會議，毛參與了由遠在莫斯科的史達林所主導的對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嚴厲批判，以此作為投名狀，順利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毛加入中共以來獲得的最高職位。
十多年以後，身為延安地方割據政權首腦的毛澤東，派出特務頭子潘漢年秘密出使南京，拜會南京偽政府主席汪精衛，協調共同對抗在重慶的蔣介石政權之策略。毛蔣乃不共戴天之敵，毛汪之間卻有一種奇特的、惺惺相惜的情誼。
無限風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毛澤東
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全代會召開前夕，毛澤東作為汪精衛心腹，積極參與大會的籌備工作，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五委員之一，他還執筆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
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上，毛澤東的座位為十五號。兩天之後，1月8日下午，毛澤東步上主席台，作〈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報告。在1月18日下午，毛澤東和蔣介石相繼上台講話。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頭一回同台報告，也是毛澤東、蔣介石、汪精衛頭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後，三人分別成了延安共產黨割據政權、重慶國民黨政府、南京日偽政府三方首腦，形成三足鼎立之勢。這三個人都是熱衷於權力的野心家，但此刻他們顯然無法預見自己的未來。
國民黨二全大會之後，毛澤東的地位得以躍升。據1926年2月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常委會記錄載：「汪精衛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辦事，前曾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許可另請代理，今請毛澤東同志代理宣傳部部長案。決議：照准。」
毛澤東不僅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而且還列席中常會，進入了權力核心。三天之後，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常委會上提出：「沈雁冰為秘書。」沈雁冰即日後著名的左翼作家茅盾，中共建政之後出任文化部長。沈雁冰在其自傳中提及：「1925年年尾，惲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我與惲代英留在廣州工作。我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毛澤東同志代理宣傳部長。」
以毛澤東的資歷、學歷和影響力等各方面而論，代理宣傳部長這個職位如同天上掉下的餡餅。那是國民黨的草創時期，還沒有成熟的官僚體制嚴格地論資排輩，而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氣象，毛遂脫穎而出。
毛的文采讓汪精衛印象深刻，而毛的第一個啟蒙者是梁啓超。十七歲的毛澤東在家鄉湘潭半新半舊的東山學校就讀時，就將梁啓超等維新派知識分子的文章「讀了又讀，直到熟記背誦」。在清朝真的垮台之際，他寫了平生中第一篇「大字報」（比文革時「砲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那張大字報早了五十五年），貼到學校的牆上，呼籲成立新政府，請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任總理，梁啓超任外交部長，卻不知道孫中山與康梁勢不兩立。
中國的史學家通常忽略毛澤東個人發展中的這一階段，但毛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領導，似乎是他走向「革命導師」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毛澤東在該部的任期，是該部有史以來最長、最穩定的一段時期——他領導該部長達八個月之久。毛澤東就任之後立即進行了很多創新，規範宣傳程式，邀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共同監督宣傳的運行，以便為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注入命令和紀律。
謊言大師：毛澤東的宣傳，可殺人於無形
毛澤東為國民黨宣傳部打上了鮮明的個人烙印——後來他以此為模式一手打造共產黨的宣傳部，直到今天，中共的宣傳部仍然按照毛當初立下的規矩運作：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此前此後負責國民黨宣傳工作的葉楚傖、戴季陶、張道藩等人，大都是舊式文人，而非現代黨人；他們有文才，卻缺乏組織和管理的能力。唯有毛澤東受過蘇俄顧問指點，深知宣傳的重要性，一心一意將此前一盤散沙的國民黨宣傳部打造成一個准軍事化的單位。毛向國民黨各部門發出指令，個人和組織在公眾場合發佈的一切宣傳材料，都要送交中央宣傳部檢查。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匯報、監控和監督，成了國民運動中實施日常紀律的標凖程式。在毛澤東看來，自己所擔任宣傳部長一職的義務，就是分清革命的朋友和敵人，對前者加以稱讚，將後者揭露出來並加以嘲諷和約束。
同年12月初，毛澤東又兼任國民黨中央的一份新刊物《政治週報》的主編，毛親自撰寫了這份刊物的發刊詞，牢牢地將其置於共產黨的控制之下。反之，此前那些跟國民黨保持密切關係、卻時不時發表批評言論的報刊，毛無情地給予打壓，撤回經濟資助，並運用黨紀來懲戒其編輯人員。文人辦報刊的傳統遂成絕響。
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時間，遠遠比不上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但在「謊言大師」之維度上，毛澤東絲毫不亞於戈培爾。靠著宣傳，毛整肅了黨內的競爭對手和不同派系；靠著宣傳，毛在內戰尚未全面開打時，就已戰勝了蔣介石；靠著宣傳，毛在中共建政之後不斷掀起政治運動，甚至發起文革摧毀既有的官僚體系。
毛直到晚年還要親自審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中央報刊的社論，並親筆修改其中的措辭。這絕非小題大作。毛清楚地知道，文字可以殺人於無形。就文采而言，毛的秘書們——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沒有一個比得上他。毛的文字從不迴避底層社會的俚語和粗話，從而極具煽動力。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白話文寫作的第一人，不是梁啓超、陳獨秀、魯迅和胡適這些學者、文人，更不是自我誇耀的李敖，而是毛澤東。毛澤東不僅要當偉大領袖，還要當偉大導師；不僅要控制人的身體，更要控制人的靈魂。
那段時間，毛澤東在國民黨內享受部長級待遇，地位顯赫，薪資優越。可是，當時廣東國民政府財政相當困難，毛澤東居然也遭遇拖欠薪水。2008年，據台灣《聯合報》報導，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證實，根據黨內已解密的文件發現，黨部確曾拖欠毛澤東月薪。泛黃的會計資料僅記載著：「毛澤東薪水為一百二十塊大洋。」
1924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出任候補中央委員，隨後轉往上海執行部擔任秘書，負責辦理黨員入黨等文書工作，月薪一百二十大洋。而當時僅上海執行部就有毛澤東、邵力子等十五名中共人士。依照《銀元時代生活史》記載，當年大學教授月薪八十大洋，北大、清華教授的月薪則約為一百二十大洋，上海書店店員月薪約六塊大洋，白米一擔約四塊大洋。毛此前在北大圖書館做臨時工，月薪僅為八塊大洋。換言之，毛的薪水在短短數年間攀升了十五倍，又怎能説「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呢？
不過，國民黨欠了毛澤東半年的薪水，一共七百二十大洋。欠薪的原因是：由於國民黨中央研議全面減薪，致使黨工罷工抗議，上海黨部隔年元旦雖核發薪水，但毛澤東已轉往廣州黨部任職。由此欠下毛澤東半年薪水。最後該筆款項是否如數核撥，目前檔案看不出來。毛那段時間並不缺錢，除了國民黨方面「明碼標價」的薪水之外，毛還能從蘇俄那裡領到不為人知的豐厚津貼。此前經濟困窘的毛，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將妻子和兩個孩子也接到廣州來享受小資產階級的生活。
泯滅人性：鼓動地痞殺害地主，強暴地主妻女
1926年2月，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支持下，毛澤東又擔任了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委員，並兼國民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這是一個由蘇聯人資助的項目。毛由此成了與彭湃齊名的農民運動專家，毛當時在黨內同志圈的綽號是「湖南王」。
隨著北伐軍的推進，毛澤東來到國民政府的新首都武漢，繼續訓練農民運動人員。毛的思想愈發激進，他在培訓材料中不加掩飾地寫道：「倘有土豪劣紳最強硬的，便割腳筋和耳朵，戴高帽子遊行，或者活活打死。」用恐怖氣氛控制人民，這是列寧主義的精髓，毛比那些留學蘇聯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更深味蘇共的權力秘訣。
1926年年底，毛來到故鄉湖南發動農民運動，他利用「痞子」階層為其衝鋒陷陣，即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説的「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掛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就如同前幾年希特勒起家的時候，利用德國的城市流氓無產者組成專門從事暴力活動的「褐衫隊」一樣。毛澤東鼓動翻身做主人的地痞們到地主家小姐少老奶奶的牙床上去打滾——這是赤裸裸地煽動地痞們強暴地主的妻子和女兒。毛知道，若可幫助地痞們解決性饑渴問題，就能將他們吸引到革命陣營這邊來。毛的下流和卑劣讓當時的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亦感到不齒，陳獨秀從此與這名曾經的「五四青年」分道揚鑣。多年來，中共官方著手修訂毛澤東選集時，保留了這篇重要文章，卻刪去這段「少兒不宜」的句子。
毛澤東在湖南農村指揮地痞們燒殺搶掠，是他青年時代最得意的時刻。「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他找到了奪權的秘訣：中國未來的任何革命都要以農民起義為重。他與地痞們在一起時最為愜意和自如，在北大圖書館、在少年中國學會、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他都覺得被那些「大知識分子」所蔑視，因而渾身不自在。在農村，他不再受上級和組織的制約，他突破了法律和一切道德規範，他成了一個說一不二、天馬行空的土皇帝。
歷史學家余英時評論説，毛是集各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想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當歷史當狡詐把他送到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
仇恨地獄：階級鬥爭徹底改變農村
長期以來，中國的鄉村有儒家的倫理道德之維繫，若非遇到特別殘暴的暴君和特別嚴重的災荒，地主與農民一般相安無事。大部分勤勞耕作的農民只是希望減租、減稅，並不想置地主於死地；毛澤東則想鼓動農民分配地主的浮財甚至殘害地主的生命，其前提當然是在農村中製造出農民和地主之間具有不可調和的仇恨的假象。毛澤東是製造仇恨的大師，他深知，一旦地痞或農民殺了人，有了血債，就會成為他的奴隸，乖乖跟著他走。
在五四時期的北大就認識毛澤東的傅斯年，對毛澤東如何控制底層農民的心靈有深刻的觀察和思考。傅斯年曾經親歷1927年共產黨在廣州的暴動，差點成為被殺戮的對象。1930年下半年，傅斯年對他的中共朋友説：「你們共產黨人要殺我很容易，要我瞧得起你，則萬萬做不到。」
傅斯年還斷言「階級鬥爭」只是中共用來掩蓋它對權力無止境的貪慾的托詞，這種對權力對貪慾利用了以下八種仇恨：中國人仇恨外國人；無錢的恨有錢的；老百姓恨官吏委員；一種職業中的不行者恨同職業的行者；薪水少的恨薪水多的；鄉下人恨城裡人；兒子恨父親；青年人恨老年人。傅斯年相信，中共善於利用人們潛意識中的情感，人們易於接受任何將他們的仇恨報復願望正當化的理論，「階級鬥爭」正好提供了這樣的出路。
辛亥革命之後大致還算安定的中國農村，一步步地被毛澤東的仇恨哲學改變。從湖南農民運動中的殺戮到1940年代的土改，再到1950年代末期的大饑荒，其線索有跡可循。當時，當農民協會的負責人向毛報告有人被打死時，毛輕描淡寫地説：「打死個把，還不算了。」此前，湖南的農運領導人約束暴力，扣押了那些打死人的地痞。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説：「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每個農村必須造成一個短暫時期的恐怖現象。」於是，地痞們得到授權，更加瘋狂地對他們嫉妒的地主階層施加暴力。由於獲得現代武器很不容易，毛發現梭鏢是一種很厲害的兇器，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究竟有多少人在這場所謂的「農民運動」中遭到殺害，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明確的統計數字。但是，這種濫殺無辜的赤色恐怖模式，從此成為毛澤東一生樂此不疲的權力遊戲。這是一種用新的意識形態包裝的義和團運動。毛性格中最邪惡黑暗的一面也在此袒露出來，那就是對人的私有財產、人的生命和尊嚴的極度蔑視。
不過，毛澤東本人也從鬼門關上走了一圈。1927年9月，毛澤東到長沙郊區組織「秋收暴動」。當他為組建軍隊而僕僕往返於安源礦工及農民自衛隊之間時，有一天被地方民團俘獲。多年以後，毛如此回憶當時的場景：
「他們命令將我押到民團總部，要在那裡殺死我。不過，我曾向一個同志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士兵都是僱傭兵，我遭到處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副官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裡去……士兵們追趕我，並且強迫幾個農民一同蒐尋。好幾次，他們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兩次近得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可是不知怎樣地沒有發現我……我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毛澤東洋洋得意地向美國記者斯諾講述死裡逃生的故事，斯諾忠實地記載這個傳奇故事。不是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長大的斯諾，不會明白毛沒有說出來的話：「大難不死，天命所歸。」其實，歷史充滿偶然因素，如果哪一天民團再度將毛澤東捕獲並就地處死，未來中國的走向會不會截然不同呢？或者，歷史會選中另外一個類似毛澤東的人物出來收拾殘局？
中國共產黨是因為嚮往共產主義的理想才成立的，可是隨著毛澤東的崛起，這個理想淪為陪襯，暴力革命和權力鬥爭成為其宗旨。正如學者韋政通所論：「暴力革命是敵我之爭、生死之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這樣的過程中，原始的人道關懷，恐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當尚未獲得權力時，必須不擇手段地搶奪權力，有了權力為了鞏固權力，就只有不斷擴大權力，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奪權、固權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之中，消耗了無從估計的物質和精神的能量，直接受害者是萬萬千千無辜的人民。」
1927年，毛在湖南和江西的一些鄉村利用地痞流氓殺戮地主鄉紳。1940年代，毛將這套做法普及到「解放區」乃至全中國。等到作為「階級敵人」的「地富反壞右」被消滅殆盡，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此前揚眉吐氣的「貧下中農」的厄運便來臨了——毛故意製造的大饑荒，導致至少三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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