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琇女士於3月1日發表〈挑戰邊界：美中紅線與公民自決〉一文指出，「如果我們把國家前途都交由政黨或政治人物來決定，恐怕他們只會媚俗地操作避險或利己的政治瑣事，用「制憲會引起兩岸緊張和美方不安」或「制憲就是台獨」等做為藉口，讓國家不正常現象繼續原地踏步，然後各政黨在對各自有利的盤算中各取所需。」
該文結語指出，「公民自決的集體力量足以改變歷史，但最大考驗的是，我們是不是一個勇敢而堅定的公民。挑戰邊界、喚醒意識，才能促成改變。就從你我開始吧！」
查執政者反對台灣行使自決權，由來已久，1986年3月17日「二二八事件學術座談會」，陳永興醫師在總結時指出「今天，國民黨的行政院長俞國華竟然在立法院宣稱：政府絕對不准人民自決！這是什麼樣的念頭？政府是什麼呢？人民的意志，政府竟然不准？這種政府是如何產生的？政府代表誰呢？一千九百萬人的共同意志，他們說不準？俞國華是誰？代表什麼人的政府？難道是代表中國統治台灣嗎？國民黨要是到今天仍然未敢面對現實，我們很懷疑他們是否能夠繼續在台灣統治下去！」
重讀前述陳醫師在35年前所說這段話，令人感觸良多。不過，自決權是人民的權利，台灣人民持續地進行自覺運動。2004年5月8日翁松燃教授在群策會論壇發表《從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看總統大選和台灣前景》專文指出，台灣人民的自決運動，大約分為四個階段，（一）盼青天、望自由（1947.02.28〜1960年）、（二）促改革、爭平等（1960〜1987年）、（三）求自由、要參與（1988〜2000年）、（四）念自主、尋自決（2000年迄今），詳參《320後的威脅與挑戰》（2004年8月出版）第163〜168頁。
所有的人民都擁有自決的權利
按日本國際法學家大沼保昭（Onuma Y.）1998年12月出版《人權、國家與文明》（中譯本2003年1月出版）第52頁指出，「對此，1966年作為多邊條約被採納，1976年生效的國際人權公約中的《社會權公約》和《自由權公約》，在其相同的第1條中規定『所有的人民都擁有自決的權利。』在這一權利的基礎上，所有人民都可以自由地決定其政治地位，同時自由地追求其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發展。」
又指出，「這一規定，給自決權確立帶來了很大的影響。隨著自決權之權利性的確立，人們逐漸開始確立起一種共識，認為自決權不僅適用於殖民地統治下的人民，而且也適用於世界上所有處於他民族統治下的人民，同時，自決的型態不侷限於國家獨立，也可以是與既存國家的合併等其他種種形式。」
前述《社會權公約》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自由權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合稱「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在2009年已經國內法典化，自決權是人民的權利，絕對不能被剝奪，台灣的人民自決運動不能停，推動新憲法的制定，讓國家正常化，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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