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名思義，所謂的「憲法制定權力」就是「制定」「憲法」的「權力」，不受包括「現行既有存在《憲法》」在內的任何「實定法」所拘束與限制，屬於「超越一切法規」且具有「實體性的根源性質」的「權力」。當此種的「憲法制定權力」發動時，基於現代立憲主義的《憲法》基本原理的「國民主權」，唯有「國民本身」始能擁有與得以行使現代立憲主義國家的「憲法制定權力」。
上開的「憲法制定權力」理論發軔於1789年的法國耶穌會暨巴黎神學院神父西耶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 1748.5.3-1836.6.20），攻擊當時法國的貴族等特權身份，該年發表『何謂第三身份？（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推動法國大革命的手冊，大聲呼籲唯有第三身份，始是真正的國民，呼籲唯有神職身份人員，與貴族身份人員放棄特權，始能加入真正的國民行列。
西耶士呼籲當時的法國，鑒於主權的單一不可分割的特質，代表國民主權的議會亦不得分離，僅能採用一院制，反對兩院制。西耶士的名言是，「上院有何用處？當與下院一致時則無用，不一致時則有害」。
西耶士亦呼籲當時的法國議會，禁止命令性質的委任，以及議員的發言行動，必須免除民刑法律責任，保障自身份利害關係，解放的議員享有議事的自由，排除盧梭式的由國民進行直接決定，並由國民控制議員的思想；儘管如此，議會必須反映出選民的意志做出決定。
西耶士再度呼籲當時的法國，將《憲法》原理化成文化，並非超越人類意志的「事物的必然」，而是制定出人類意志所產生出的《憲法》。西耶士上開想法的轉換，極具以下的歷史意義。即法國大革命的前夕，舊體制的特權身份，援用國王的意志絕不可更動之「王國基本法」，此乃法國已有的《憲法》；然而相對於此，西耶士強調法國並無《憲法》，現在起必須制定《憲法》，主張根據具有《憲法》制定權力的國民之意志制定《憲法》。
西耶士呼籲《憲法》制定權力，唯有國民始得以擁有，因此國民制定的《憲法》，必然是民定《憲法》，既非由君主掌握《憲法》制定權力的欽定《憲法》，亦非由君主與國民共同掌握《憲法》制定權力的君民協約《憲法》。
制定《憲法》權力的法文是pouvoir constituent，而藉由《憲法》所創設出的各項權限的法文是pouvoirs constitués。此一區別受到美國獨立革命時期的影響，即將一般的立法權，與特別的《憲法》制定會議所制定的《憲法》加以區別，屬於抑制立法權的思想，此思想受到麻塞諸塞州《憲法》與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所援用。
在近代《憲法》思想史中上開的《憲法》制定權力觀念，即影響到上開西耶士的『何謂第三身份？』革命手冊，主張《憲法》制定權力，乃是不受一切既定法的拘束，屬於萬能的權力，且唯有國民始能擁有上開的權力，此乃制定《憲法》的正當性所在，徹底地從根瓦解並剷除法國的舊體制，此一《憲法》制定權力理論仍然影響至今。
台灣2,357萬人民唯有發動與行使上開《憲法》制定權力原理，制定台灣共和國《憲法》，廢棄使台灣成為中國一省的中華民國《憲法》，宣布脫離中國獨立，建立現代立憲主義與現代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台灣2,357萬「省」民，始能成為台灣2,357萬「國」民，落實現代立憲主義國家的四大《憲法》基本原理，「國民主權」原理、「人權保障」原理、「權力分立」分原理、「憲法支配」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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