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我到日本京都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系）研究，並兼教學一年。先暫住平安神宮附近民宅，沒幾天就有不速之客造訪，是一個坐鐵馬穿運動衣褲的少年家，說是來看看莊教授，大方的給名片「張某龍，法學部修士大學院生」一問是來自東吳日文系的外省人。從此，像影子一樣的纏著我問東問西，我都敷衍。他對我狀況頗了解，可能他有我資料。
當時在師大教書已十多年，一直拒絕入（國民）黨，（一生皆未加入）尤其我的論文和授課，曾被指稱思想有問題，抓耙仔曾追問到我家，又追蹤到海外。回想兩年前陳文成命案當日，我在現場附近（台大）閱卷時感受的驚悚，而在京都天天與禁書為伍，仍使我寢食難安。後來搬到修學院的學校宿舍，較遠，張某就少來了，卻多是在校園跟著，在餐廳、人文科學所，還有生協的寫真部，我喜歡攝影，有一次拿相片，他又出現，我說「想看嗎？全給你看！」
此外，有不少京大學生來找，要我參加活動，我皆拒絕，其中一個「中華民國京大學生會會長吳某邦」多次來訪，政大畢業，是台灣人，似較實在，談話皆用台語，他的工作是聯絡台灣學生，參加活動，如校內慶典時設攤位，插「國旗」照相存証，給有關單位，就可以有獎金，似與救國團有關。我早就對張某難以忍受，便向這個會長說：「若他再騷擾，我在京都大學將招待記者，宣佈回台。」
他透露我一事：他是研究「孫中山在日本」的專題，有一次飛福岡，蒐集文獻，不料一出機場，張某相迎拍照，並詢問行踪。他說張某人是海工會的。啊！原來是不同單位的，要相互盯梢。之後，張某似乎收斂一些。
約這時，師大國文系上畢業的一位留學大阪的馬來僑生，要請我去見大阪代表處的張姓「文化參事」。
在京都最後的階段，宿舍裏我認識一個好印象的說台語的醫師，宜蘭人，他是先從台灣到南美洲學醫學，然後到京大讀博士；他盛情的邀約，幾次在他房間開講。代價是我掉了一本寫得密密麻麻的小日記冊，紀錄我的行蹤與開支。
文化盎然的京都，京大的校園裡，左是魍魎，右是鬼魅。解嚴後，我到東京大學研究，有機會見到陳唐山弟弟，得知那個參事是調查局的。
當年在海外的國民黨忠貞份子，哪一個不是鬼呢？遺憾的是民進黨政府從來沒有去抓過鬼，這些當年作威作福的校園魍魎鬼魅，仍然逍遙法外，享受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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