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以「後殖民史觀」建構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與論述再度激發爭辯的新戰火
先是1999年8月，陳芳明在《聯合文學》發表〈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一文，陳芳明稱其史觀為「後殖民史觀」，他指出台灣新文學運動，從發生到現在，穿越了殖民、再殖民與後殖民等三個階段。
殖民時期，指1895至1945年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時期；再殖民時期「則是始於1945年，國民政府的接收台灣，止於1987年戒嚴體制的終結」；至於後殖民時期，「當以1987年7月的解除戒嚴令，為象徵性的開端」。
這一史觀之所以特別，是陳芳明發明了「再殖民」一詞，且將此再殖民，含攝在國府統治台灣到戒嚴以前的這一個時期。
除批判國府的「戒嚴體制」外，也痛斥國府強行灌輸的「中華民族主義」當道，陳芳明說：「就像大和民族主義，對整個社會的肆虐，戰後瀰漫於島上的中華民族主義，也是透過嚴密的教育體制，與龐大的宣傳機器，而達到囚禁作家心靈的目標。
這樣的民族主義，並非建基於自主性、自發性的認同，而是出自官方強制性、脅迫性的片面灌輸」。接著，陳芳明將台灣作家，因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分歧，而歸納為兩類：
一為接受政府文藝政策指導，以文學形式支援反共政策，宣揚民族主義，此為官方之文學；另一為抗拒中華民族主義，他們創造的文學，以反映台灣社會的生活實況為素材，對威權體制採批判態度，此屬於民間之文學。
換言之，陳芳明以認同民族主義與否來二分官方或民間文學，作為其貫穿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主軸，雖頗富創造性，但亦有其盲點之所在。
陳芳明論述中具爭議性的概念──「殖民」與「後殖民」的解釋問題
陳芳明論述中，最具爭議性的，是「殖民」、「後殖民」之概念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殖民」一詞是有其特定含義的，故使用時，宜遵守邏輯上的「同一律」，方能為學術界所接受。一般而言，「殖民」這個概念，係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掠奪資源、榨取財富，採用軍事征服之手段，對落後地區加以佔據的行為。
它基本上，有三個前提，一是其行為主體，是某個資本主義強國；二為它是向海外擴張，侵略他國，為奪取資源為目的；三為在其殖民統治下，殖民地被剝削壓榨，導致經濟凋敝，民生貧困。準此而論，國府治下的台灣，明顯是不符合「殖民地」標準的。
陳芳明之所以將國府治台期間，比擬為「再殖民時間」，原因是國府在台灣實施統治嚴苛的「戒嚴體制」，他認為這種近乎軍事控制的權力支配方式，較諸日本殖民體制毫不遜色。所以說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將此階段，視為「再殖民時期」，並不為過。
問題是，「戒嚴」、「統治嚴苛」能否等同「殖民」，恐怕有待斟酌。
其實陳芳明何嘗不知這些概念，是有區隔的，基本上，陳芳明此舉，尚有另一層用意，「殖民」本有一個民族侵略另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侵略之意涵。用殖民一詞含概解嚴前國府治台這一段，顯然有將國府，視為外來政權侵略霸佔台灣之意味，如此一來，將台灣民眾反抗國民黨的鬥爭，提昇至擺脫殖民統治，爭取民族或國家的「獨立」鬥爭，符合了其政治台獨的企盼。
陳映真對陳芳明論述的強烈反駁
陳芳明文章發表後，陳映真隨即在2000年7月的《聯合文學》發表〈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一文，加以批駁其濫用「殖民」一詞之不當。
8月的《聯合文學》陳芳明不甘示弱，以〈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敬陳映真加以反撲，尤其在創作文學的語言上，陳芳明說：「台灣新文學運動者，自始就是以日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三種語言，從事文學創作」。
其中，用台灣話，書寫致使台灣「與中國社會有了極大的隔閡」，陳芳明還說，「國民政府在台灣『不僅繼承』了『甚至還予以系統化、制度化』了『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社會內部語言文化進行高度壓制與排斥』的『荒謬的國語政策』。依賴於這種『國語政策』，中國的『強勢的中原文化，才能夠透過宣傳媒體、教育制度與警察機構等等管道，而建立了霸權論述』。
而這種存在於台灣的霸權論述，與日治時期的殖民論述，『正好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共犯結構』」。
對此，因著陳芳明的「多語言文學」的說法，陳映真指出陳芳明所說，台語遭到歧視，是有陰謀的，他其實是指，「中國國語」對台灣地區「閩南」和「客家」，兩種漢語方言的「壓迫」，從而暴露了陳芳明，妄圖把通行於台灣地區的漢語閩南方言、客家方言，說成是和漢語、日語一樣獨立的民族語言，以證明台灣是「分離於中國之外」的獨立國家。
其實，閩南語固然是福建南方的方言，但在台灣它已是絕大部分福佬人的共通語言，它有其主體性，未必一定要附屬於國語的語言霸權下。
但陳芳明刻意說明，國府是如何的壓迫宰制台語，也有言過其實處，因為當時在教育體制內，固然強迫人人要說國語，但在廣大的台灣民間社會，政府並沒有用公權力，強行制止台語之流通。
且陳映真還舉日本、法國、韓國為例，說明世界各國，為了維護「國語的中央集權的統一」，普遍強制推行某種針對方言的特殊文化政策，國府治台後的「國語政策」，亦為這種文化政策的體現，這種世界各現代民族國家都做的事，何來「殖民統治」的「語言文化歧視」呢？
所以，陳映真認為陳芳明別有用心，故意炮製一種台灣話來，把台灣人講台灣話和中國人說國語，看作是絕對對立的鬥爭，從而證明此鬥爭不僅是語言的，而且，甚至是文學、民族乃至國家的對立鬥爭。
9月的《聯合文學》陳映真再度出擊，寫了〈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痛批陳芳明對台灣社會性質認識之膚淺與謬誤。
陳映真攻擊陳芳明的焦點，集中在其「社會性質」上。陳映真特別舉出「228事件」期間，倒在血泊中的宋斐如，在1946年元旦於《人民導報》的〈發刊詞〉及其後的〈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證明，戰後當時台灣的知識份子，提出要改變日據台灣時，「文化畸形發展」的局面，「教育台胞成為中國人」，「隨祖國的進步而進步」。
對於宋斐如、蘇新、賴明弘、王白淵等思想鬥士而言，要克服日據時期殖民地文化的影響，唯一之途，只有回歸中國，做主體的中國人。
即便在1947至1949年，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發生一場「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爭論時，歐陽明、楊逵、林曙光、田兵，甚至包括後來走向獨派的葉石濤，都強調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課題，和建設中國新文學的課題相關聯，強調台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戰鬥的分支」，台灣文學工作者，是中國新文學工作者的「一個戰鬥隊伍」。
到了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葉石濤、王拓等人，仍迭次宣稱「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即使是陳芳明自己，也是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才和中國文學Say「Good Bye」。
而楊逵在〈橋〉副刊的文藝爭論中，以及1949年發表的〈和平宣言〉中，也屢屢疾言，反對台灣獨立論，或台灣托管論。
總之，針對陳芳明所謂外來中國，對台灣再殖民統治的說法，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說，陳映真是費力最多，以大批資料史實，予以強烈批判的。
雙陳各說各話——一場沒有共識即告暫停的文學統獨大對決
10月，同樣在《聯合文學》，陳芳明再拋出〈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嚴厲譴責陳映真對他的批判，是「在宣洩他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用馬克思主義「作為面具，來巧飾他中國民族主義的統派意識形態」，虛掩其「統派立場」。12月，陳映真以論戰，已經失焦，不願繼續糾纏下去，乃寫了〈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台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以示「論戰結束」。
陳映真指出：「陳芳明有關日據以降，『殖民地』社會－－『再殖民』社會－－『後殖民』社會『三大社會性質』推移的『理論』，既完全不合乎陳芳明不懂而又硬裝懂得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有關社會生產方式性質（＝社會性質）理論和原則，也經不起一般理論對知識、方法論、邏輯等要素的，即便是最鬆懈的考驗。
因此，不能不說，陳芳明『歷史三大階段』論，所謂『後殖民史觀』不論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論、或其他一般理論的基本要求看，都是破產的理論和史觀」，「因此，以破產的、知識上站不住腳的『三階段』去『建構』和『書寫』的、他的『台灣新文學史』之破滅，也是必然之事」。
爭辯後的吾人省思
樹欲靜而風不止，《聯合文學》上的二陳統、獨論戰，雖暫告一段落，然而，只要台灣還不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只要政治上的統、獨爭議仍在，只要國家認同的問題一日不解決，文學上的統、獨論戰就會持續下去，且情勢還會更趨激烈，更錯綜複雜。
其實，這無關對錯，而是因著政治信仰，所導致的對台灣文學的信念，唯一的問題是，哪方的論述，能較吻合台灣歷史發展的現象；哪方的分析，能貼切台灣人民的情感；哪方的說詞，能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此一問題，短時間可能還無法得到圓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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