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設在南洋，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這是蔡英文引用過的前輩詩人陳千武的詩句，道盡台籍日本兵的悽慘人生。英國作家奈保爾說：「在阿根廷，歷史與其說是記錄與理解的努力，不如說是對讓人不快的種種事實的習慣性篡改，這是一個遺忘的過程。」在台灣何嘗不是如此呢？多年以來，台籍日本兵這個群體就被當作「讓人不快的種種事實」之一，不見容於國民黨的正統歷史敘事，乾脆就「被消失」了。
我在高雄旗津的「戰爭與和平紀念館」參訪時，得知在新北的烏來瀑布公園有一處「高砂義勇隊紀念園區」，特別紀念二戰期間被日軍徵召赴南洋作戰而戰死的台灣原住民，「高砂」一語為日本古籍對台灣之稱呼。
我詢問住在烏來的友人馮賢賢是否知道這個地方，她說可以抽空帶我去一遊，只是此前的一場風災讓園區受到損毀，不知還能看到多少景觀。果然，我們前去觀賞時，園區的一部分被砂石覆蓋。幸虧紀念碑、紀念雕塑保存完好，近期似乎有人祭拜過，留下了鮮花和酒。就在我們去了之後不久，一場更大的風災將登山階梯摧毀，何時整修如原貌並向大眾開放，不得而知。
對於高砂義勇隊紀念園區而言，最大的危險並非「天災」，而是「人禍」。「天災」可以防範和搶救，「人禍」卻防不勝防——聖經中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那些恨不得將紀念園區連根拔除的人，持唯我獨尊、不容異見的絕對主義思維方式，企圖壟斷對歷史的闡釋權，不允許別人有「記憶的自由」。幾經遷徙，高砂義勇隊紀念園區在烏來瀑布公園揭幕，象徵著台灣社會對於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有了更多包容精神。
魂兮歸來，死在遙遠的島嶼的人們
高砂義勇隊紀念園區位於烏來瀑布對面盤山公路一側，入口的道路很小，稍不留意就錯過了。我們走過路口之後又繞回來，先在停車場停好車，沿著一段階梯往上走，數分鐘即抵達園區中心。園內還有櫻花大道、林蔭步道、蛙之谷等自然景點，草木蔥蘢，風景極佳。
紀念碑的主體部分，是一群現代風格的方型石碑，有點像縮小版的柏林猶太大屠殺紀念碑。每個石碑約三米高，由四個立方體重疊而成。紀念碑共有七組，分成三縱排列，中間一縱為三個，左右各兩個。每個方形石碑的每一面，都鐫刻著戰死的原住民士兵的名字，且有漢名、日名以及本族名等三種書寫方式。由此可見，在近代東亞的歷史洪流中，身不由己的原住民在國族認同和自我身份定位上，不斷游離、錯綜複雜。惟有當原住民的自我意識覺醒之時，他們才選擇使用以本族語言書寫自己的名字。
相對於數以千計的戰死者，這裡記錄的名字只是滄海一粟。從生卒時間推算，他們大都在二十多歲風華正茂時就被奪去生命。我在石碑間緩緩地行走，光與影編織出一首悲壯的《命運交響曲》。
在紀念碑旁邊的觀景平臺上，有一尊栩栩如生的原住民戰士塑像。十年前，園區剛剛建成時，該塑像矗立在一個高高的碑座上。碑座上有李登輝題寫的「靈安故鄉」四個字，還有其全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征赴海外殞命的台灣高砂義勇隊英魂紀念碑」。後來，碑座被移除，惟有塑像被保留並被移動到觀景平臺上，與對面「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烏來瀑布遙遙相對。
這位原住民的戰士，一手持長矛，一手持大刀，個子不高，英姿颯爽，活力四射。他在原本山間奔跑、狩獵，對這場與他們無關的、殘酷的現代戰爭渾然不知。有一天，他穿上軍裝，走向戰場，根本不知道戰爭如絞肉機一般，貪婪而嗜血。他要去的地方，是他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島嶼，他生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把刀是必不可少的，那是祖先傳下來的刀。高砂義勇隊隊員的刀被日本人稱之為「生命刀」，意思是他們用一把刀就可以找尋獵物、蓋房子。他們利用台灣部落的番刀，在戰場上、在叢林中、在俘虜營裡，不僅保存自己，還幫助不少日軍渡過難關。
旁邊還有一尊日本人伊庭野政夫的塑像，基座上書有「皓天至愛」四個字。伊庭野政夫是日本北海道民間團體「台灣出身原日本軍人軍屬報恩期成會」的前會長，他為建立該紀念園區四處奔走，並捐款一千萬日圓。日本有不少像他這樣超越功利主義和國族觀念的民間人士。當中國政府讓中國的日軍慰安婦倖存者消音時，為衣食無著的她們發起募捐活動的，也是一群其實與當年的戰爭無關的日本民間人士。
在紀念園區，我發現了淹沒在荒草中的鎮魂碑和鏽跡斑斑的鎮魂鍾。你當然可以不喜歡充滿日本風格的文化符號，但那就是死難者們當年所處的文化背景。歷史可以反思與批判，但真相不能被遮蓋和扭曲。包括高砂義勇隊在內的台灣參與太平洋戰爭的原住民戰士，在戰后處境極為尷尬：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不願承認他們曾是日本帝國的士兵，他們得不到應有的撫卹金；而作為接管台灣治權的中華民國，以戰勝國自居，更不願承認台灣有這群為日本而戰的原住民，也不允許這段歷史被呈現和討論——因此，台灣原住民日本兵的遺屬，連哭泣的自由都遭到粗暴剝奪。曾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委員的孫大川曾形容說，高砂義勇隊的歷史是「老人不說，年輕人不問」。那些慘烈的死者，連屍骨都未被送回台灣，在悠長的鐘聲裡，他們的靈魂回家了嗎？
圖／取材自Wikimedia
拆碑與護碑之爭，是一元與多元之爭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我第一次知道「高砂義勇隊」的名字，是關於一位戰爭倖存者的傳奇故事：漢名為李光輝、日本名為中村輝夫、本族名為史尼育唔的台籍日本兵，是台東阿美族原住民，自一九四四年與日軍失散後，獨自在印尼叢林裏生活了三十年。一九七四年，他在叢林中被發現，幾經周折後回到台灣，不久就患病去世了。史尼育唔悲慘的一生，引發各界對高砂義勇隊的關注。多年之後，有了紀念碑和紀念園區之設立。
二零零六年，自稱原住民的國民黨立委高金素梅發起拆除紀念碑運動。國民黨籍的台北縣長周錫瑋認為，紀念碑寫滿日文且充滿軍國主義字眼，限一週內將「違建部分」拆遷。
一石激起千層浪。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理事長簡福源回應說，紀念碑文以日文表達，只是尊重歷史、尊崇當年犧牲的原住民戰士，並非宣揚軍國主義。台灣人權協會也發表聲明，呼籲當地政府不要暴力拆毀紀念碑。泰雅爾族民族議會的馬薩·道輝議長更指出，高金素梅並非真正的原住民，不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企圖製造族人內部的對立與台灣社會的紛擾。他不同意台北縣長周錫瑋指稱紀念碑是「違法建築」，他認為紀念碑所在位置是泰雅族人的傳統領域，屬於原住民保留地而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更不歸台北縣政府管轄。他呼籲讓歷史的歸歷史，尊重當事人的歷史記憶，在涉及原住民事物時以瞭解與同理心出發。
在這場爭論中，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叡人提出「記憶的自由」（Freedom to Remember）之概念，強調「集體記憶」是族群認同的核心，「記憶的自由」是各族群不可侵犯的權利。關於此次事件，「人們應該尊重當事者及其族群的意願，讓他們經由內部的相互溝通和共同反省以形成共識，決定自己想要如何記憶，進而重建自己的共同記憶」。
紀念園區終於保存下來。當然，它還需進一步完善與提升，未來可繼續興建一些在普世人權的精神高度上反思和批判戰爭災難的紀念物。戰后七十年，日本對戰爭的反省比不上德國，確有值得批評之處。我個人的感覺，園區中呈現歷史的方式，太過傾向於日方。已經實現民主化的台灣，不能全盤接受日方對歷史的敘述，更要作出高屋建瓴的分析與反思——不能因為如今首要的敵人是中華帝國主義，就無限美化昔日日本的殖民統治。
另一方面，像高金素梅那樣高調反日，則又演變成對他人「記憶的自由」的扼殺。多年前，由於資訊有限，我曾撰文讚揚高金素梅是反戰先鋒，後來才知道她的所作所為是作秀而已。老兵許昭榮如此質疑說：高金素梅應當關懷的是，那些被國民黨拐騙到中國參加「國共內戰」的台灣人，戰亡於中國華北、魯西南及徐蚌會戰等戰役，至今仍流落中國大陸，甚至淪為「孤魂野鬼」。為成千上萬戰亡於中國的國軍「台灣英靈」，應當向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追討應有的尊嚴與公道。至少讓流落在中國的「祖靈」，早日「靈安故鄉、魂鎮故土」。但是，作為國民黨黨員和國民黨立委並到中國參加共產黨炫耀武力的閱兵式的高金素梅，似乎不屑於做這些事情。
出現這樣的爭論其實是好事。我對台灣的喜愛，很大程度上因為它是一個多元社會，而非一元社會。漢族沙文主義，不管是「大中國」或「大台灣」，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大部分台灣人學會了「承認差異」與「相互尊重」，這正是今日中國最匱乏的品質。
「記憶的自由」也是「哭泣的自由」
將教科書中諱言的歷史真相呈現出來是必要的：日治之下的原住民，既有發動「霧社事件」、對抗日本殖民者的莫那魯道，也有參加自願參軍、成為「高砂義勇隊」的戰士。不能簡單地說前者是英雄，後者是叛徒；前者是「愛國者」，後者是「賣國賊」。
而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著某種草蛇灰線般的聯繫：動員台灣原住民到南洋熱帶雨林作戰之想法，出自日軍參謀和知鷹二。而此構想起源於霧社事件中，台灣原住民表現英勇，又熟知叢林氣候，以寡擊眾，頑強抵抗日本軍警。日本軍方同意，如能徵召參加日本戰事，應能有對戰爭所貢獻。
許昭榮在《高砂義勇隊的故事》一文中，考證了「高砂義勇隊」之淵源：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本陸軍第十四軍司令官本間雅晴中將奉令領兵攻打菲律賓的巴丹要塞，他向陸軍總部提出建議：要攻取巴丹要塞，必須徵用熟識同樣自然環境的台灣高砂族。於是，軍方委請台灣總督府招募「志願從軍高砂青年」。
孰知公告一出，竟在山地部落掀起「不志願非男人」的從軍熱潮。第一批應徵者高達五千人。他們拿著祖先傳承的番刀應徵。不少人寫下「血書」，爭先恐後，志願從軍。
一九四二年春，日本軍方選拔五百人，組成「高砂挺身報國隊」（第一批高砂義勇隊），投入巴丹半島攻略戰。此後，「高砂義勇隊」在南洋屢建奇功，深受日本軍方器重。
「高砂義勇隊」的最后一戰是在一九四五年六月的馬尼拉，包括李登輝之兄李登欽在內三千位台籍日本兵全部陣亡。兩百五十名高砂義勇隊成員由海南島前往救援，以微薄的人力組成敢死隊，身綁炸彈手拿尖刀，與兩萬美軍大戰，纏鬥七小時後全部陣亡。
高砂義勇隊派赴南洋參戰者，先後有九梯次，總共大約七千餘人，戰亡者約三千人，戰死者比例之高，在二戰期間不同族裔的軍隊中名列前茅。
台灣高山原住民具有美洲印第安人那樣的「尚武精神」，加上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熏陶，其「日本國民」意識根深蒂固。有高砂義勇隊員留下遺書中說：「對於過去來到台灣的荷蘭人、鄭成功以及大清國官衙，臺灣原住民從未屈從，但是只有日本的情況不同。因為我們戰勝不了大東亞戰爭的魅力。所謂大東亞戰爭的魅力，便是將亞洲由白人殖民的困境中解放出來。」
然而，在那場日本處於「非正義一方」的戰爭中，原住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仍需作出進一步梳理和闡釋。在戰爭後期，日軍敗相已露，不得不更多徵召台籍士兵和原住民士兵參戰，卻對他們並不全然信任。日軍中種族歧視之嚴重，過於美軍中白人對黑人之歧視。學者荊子馨在《成為日本人》中反問說：當時台灣原住民參戰，究竟是日本人口中的「為國奉獻」，還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日本人、甚至比日本人更強，以取得與日本人相同的地位？
若將高砂義勇軍的歷史放在一個更寬廣的世界視野中衡量，台灣原住民參與日軍的心態與學者法農（Fanta Fanon）對被殖民的黑人的心理的分析有近似之處：黑人靈魂深處熱切地渴望著自己提升到殖民者的位階，並且求取白人的認可，以證明自身存在及價值。但是，這一切的詮釋權，全都操之於白人手上。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爭奪中，被殖民者只能努力讓自己與殖民者形塑的「輝煌典範」不相上下，甚至讓自己完全消失，變成他者的模樣。這不也是作為「雙重的被殖民者」的台灣原住民的悲哀嗎？
魂兮歸來吧，沒有墓地和墓碑的勇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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