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以神州喻唇齒，忍看諸夏廢君臣。——鄭孝胥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海陸交通已經快速走向現代化。
旅居天津租界、為前清遜帝溥儀進講《通鑒御覽》的六十八歲遺老鄭孝胥，在一九二七年這一年，兩度告假回上海“海藏樓”整理家務、探視親友——或許因為南北大戰波及上海，他放心不下這棟經營多年、藏書甚丰的住宅。
鄭孝胥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這兩趟旅程，一次主要走海路（輪船），一次主要走陸路（鐵路）。
春天那趟南歸和北返大致如此：三月三十一日，向溥儀“陛辭”；四月二日，登上輪船“唐山丸”號，三時開船；四日夜十時，抵達青島；四月五日，從青島開船；六日夜，至吳淞停泊；四月七日早上八時，泊浦東，到上海市內南洋路才九點。一個月後他踏上了歸程：五月七日七時，從浦東登上輪船“唐山丸”號；八日六時，從浦東開船；九日八時，抵達青島；十二日，到達天津。
冬天那趟南歸和北返大致如此：十月二十四日午刻，登津浦火車，夜至濟南，宿金水旅館。二十五日八點半，登膠濟火車，晚上七點半至青島，宿東華旅社。二十六日，在青島與友人會晤。二十七日，坐電車到港口登船，十二點開船。二十八日午後四點，到達上海。將近一個月後他踏上了回程：十一月二十三日七點，從上海登上輪船“大連丸”號，八點開船。二十四日十二點，抵達青島。二十五日夜晚，登上膠濟火車，九點開車。二十六日七點一刻，至濟南，即登津浦快車，晚上五點三刻，至天津。
由此可見，那個時代的旅客，只要可以承擔昂貴的旅費，僅用兩三天時間就能跨越半個中國。而在半個世紀之前，這段旅程至少要花費一個月。
滄海橫流事可傷，一角危樓倚斜陽
在天崩地裂的清末，鄭孝胥是少有的文武雙全、中西兼通的奇才。
鄭孝胥於一八六○年生於蘇州。那時，太平軍的炮火已經迫近，尚未滿月，家人就攜帶這名嬰孩回到故鄉福建閩侯。鄭孝胥自小在這個官宦之家受到傳統儒家教育，天資聰穎，七步成詩，日後成為同光體詩人之翹楚。二十三歲，中本省鄉試第一名，同榜的陳石遺、林琴南皆一時知名之士。他娶了福建船政大臣吳贊成的女兒，並進入同治中興名臣沈葆楨和李鴻章的幕府歷練。一八八九年，鄭孝胥考取內閣中書，以經濟之才，有聲於時，與文廷式、陳三立、張謇等齊名。這一年，他正好三十歲，賦詩自勉：“三十不官寧有道，一生負氣恐全非。”有才華的人，難免自負。有清一代，已是西風殘照，但不掩其“一生負氣”的豪情壯志。
一八九一年，因李鴻章之子、駐日公使李經方推薦，鄭孝胥東渡日本，充任清國駐日使館秘書，次年升任東京領事，旋調神戶大阪總領事。在東洋三年，與其國士大夫交往，時值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快速走向現代化，鄭孝胥考究日本富強之術，及變法過程，至為詳審。這段出使日本的經歷，使鄭孝胥成為遺老中罕有的“知日派”，也成為他日后出任滿洲國第一任總理的重要資本。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鄭孝胥隨使團下旗歸國。張之洞邀請其擔任洋務文案，後升任洋務局提調。戊戌變法期間，鄭孝胥與維新派人士交往，以道員候補，派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並受到光緒帝召見於乾清宮，陳奏練兵之策。戊戌變法失敗，鄭孝胥南下，輔助張之洞辦理京漢鐵路及鐵路學堂。又參與創辦江南製造局，剔積弊，定章程。他在張之洞幕府八年，被張之洞稱為“吾幕中范增”。
一九○三年，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調鄭孝胥為洋務處督辦、營務處總辦。又督辦廣西邊務，率湖北武建營三千人，駐龍州，穩定了邊疆局勢，招撫了當時還是土匪的陸榮廷。由此，鄭孝胥以儒將風流自詡。
鄭孝胥又與張謇等人發起“預備立憲公會”，推動立憲運動。他在上海張園發表演講，批判“中國數千年以來皆是家天下之制度”，提出惟有憲政才能救中國，而實行憲政必須以高素質的國民為基礎：“國民能自尊敬憲法、服從憲法者，其道德日進、資格日高，自然煉成大國人民一種高尚嚴重之風氣，決無輕佻任性暴動野蠻之惡習。若徒有憲法而無尊敬憲法服從憲法之人民，則其國之憲法斷不能獨立，以得世界萬國之信用。”遺憾的是，中國的歷史沿著另一個方向演變。
辛亥年，鄭孝胥調任湖南布政使，未及上任，武昌變起。清帝遜位詔下，鄭孝胥慷慨憤激，誓守臣節以終。鄭氏舊學造詣極深，經學、文學、書法、詩詞皆有大家風範；亦參與過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當過外交官，講求時務，精通新學，辦學、帶兵皆有成就。若早生三十年，他極有可能像曾國藩、李鴻章那樣創建豐功偉業。然而，動盪的時代未能為他提供長袖善舞的舞臺，他未能出任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全面施展其才幹，清朝就在一場意外的兵變中落幕了。
此後，鄭孝胥隱居上海，築“海藏樓”，取其最佩服的蘇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詩句，人亦稱其為“鄭海藏”。據精通民國掌故的鄭逸梅描述：“鄭蘇勘之海藏樓，在滬西南陽路，地約三畝左右，門前有大柳數株，樓為三層，環蒔花木，樓前為廣場，春櫻秋菊發榮時，主客常遊遊其間。後於場南築盟鷗榭，為飲酒論詩之處。場西又有一小亭，署名思鶴，其弟子朱蓮垞擬購雙鶴貽之，以鄭北上而罷。”經過苦心經營，海藏樓成為上海文人雅士和前清遺老們遊玩觀賞、詩酒流連之勝地。
前清遺老因斷絕仕途，很多人的生計陷入困頓。鄭孝胥是經濟條件較為優容寬裕的遺老之一，這源于他頗有經營之道。張謇如此品評上海三位著名遺老：“愛蒼（沈瑜慶）不耐寂寞，又不會經營。子培（沈曾植）頗耐寂寞，亦不會經營。蘇戡（鄭孝胥）既耐寂寞，又會經營。”鄭孝胥為書法家，賣字收入無人能及。《新語林》在介紹鄭氏之時，即雲：“國變後，鬻書海上，歲入數千金。”除賣字之外，他還有很多投資，比較重要的投資有：通州墾牧公司、大豐鹽墾公司、蘇路、浙路、華成保險公司、成範養雞場、綏芬河金礦、東甌礬業公司、道勝銀行俄國國債票、北京自來水公司、政府公債以及上海、蘇州、漢口各地的土地。
辛亥後十三年，鄭孝胥表面上不問世事，卻一直在尋找幫助清室再起的機會。無論是賣字還是朋友之間唱和，他落筆皆用宣統年號，始終疾惡共和，未嘗書民國紀年。
石爛海枯誰不滅，為君細說落星心
在“大隱隱於市”的十三年內，鄭孝胥蓄勢待發。他冷眼旁觀袁世凱稱帝，又如曇花一現般敗亡；他沒有像其他遺老遺少那樣熱心參與張勛復辟，他對張勛的能耐看得很清楚。北洋政府走馬燈式地換人，逐漸走到窮途末路。
張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打敗吳佩孚，將已成政治僵屍的段祺瑞捧出來組建“執政府”。因憲法懸置、國會停開，無從選舉總統，段乃稱“執政”，大權掌握在張作霖手中。段祺瑞是鄭孝胥的好友，看重鄭的才幹和名望，竭力勸說其加入新政府。遺老圈子中很多人認為：“如果鄭孝胥成為內閣成員，這個地位將使他能夠保護小朝廷的利益。”人們希望他接受任命，但他拒絕了。段祺瑞自行在報上公布任命鄭孝胥為內務總長，但這一招也未能奏效，他仍閉門不出。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讚揚說：“鄭孝胥從不在民國政府當官，也永遠不會這麼做，他不能一身去兼事二王。”
莊世敦多次在溥儀面前推薦鄭孝胥，“他既是位勇敢、虔誠的忠臣，也是目前中國最傑出的書法家之一”。一九二三年，鄭孝胥前往北京叩見溥儀。兩人一見如故，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溥儀立即任命鄭孝胥為“懋勤殿行走”，不久升任“總理內務大臣”。鄭孝胥試圖改革腐敗的內務府，卻在守舊派的杯葛下，很快去職。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發動兵變，佔領北京，軟禁曹錕。繼而闖入紫禁城，撕毀民國優待清室之條約，驅趕溥儀，掠奪宮內稀世奇珍。溥儀被迫移居醇王府，仍不安全。二十九日，莊士敦、陳寶琛安排溥儀進入德國醫院，鄭孝胥再用自己的馬車將溥儀轉送日本使館：
於是大風暴作，黃沙蔽天，數步外不相見。余至醫院，慮汽車或不聽命，議以上乘馬車……登馬車，余及一僮驂乘。……余叱御者曰：“再至日使館！”御者利北道稍近，驅車過長安街。上驚叫曰：“街多華警，何為出此！”然車已迅馳。余曰：“咫尺耳。馬車中安有皇帝？請上勿恐。”既南轉至河岸，復奏上曰：“此為使館界矣。”
鄭孝胥為此題詩《十一月初三奉乘輿幸日本使館》，字裡行間不無自誇：“乘回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在千鈞一髮的逃亡過程中，鄭孝胥臨危不亂，從此深受溥儀信任。用溥儀的話來說，兩人的親密關係“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隨後，溥儀移居天津日租界，鄭孝胥亦跟隨來到天津，“侍講席者凡七年”。以一九二七年為例，除了春天和冬天兩次南下上海各一個月之外，鄭孝胥與溥儀幾乎天天見面，他每天都在日記中記載“詣行在”及“進講”，主要為溥儀講《通鑒御覽》。
上課的情形，溥儀有生動的描述：“他精神極足，每天半夜兩點起床，練武術，寫大字，然後吃早點，到張園時天還不亮。別人背後叫他夜貓子。……他旺盛的精力更表現在他的講書上。常常在講得激昂慷慨的時候，坐也坐不住，顫巍著站在我面前，唾星亂飛，以至痛哭流涕。”幸虧這是在“行在”，若是在皇宮中，君臣之間禮儀森嚴，絕對不允許師傅手舞足蹈。
鄭孝胥還負責“行在”的外交事務。他出過主意，要溥儀去和過津的外國王族——英國、瑞典的王子們，以及外國的名流們接觸。鄭孝胥和日本領事、學者、軍人都有交際。“總之，他不放過任何可以活動的門徑，儘管失敗了又失敗，也不管有下文沒下文。”
在鄭孝胥的指導下，溥儀給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送過匾額，是鄭孝胥擬的字，溥儀寫的“舉世無雙”。墨索里尼是鄭孝胥最崇拜的人，他也自比為溥儀的“黑衣宰相”。當意大利駐津領事轉來墨索里尼回贈的照片，“他興奮得禿頭也發出了光”。
鄭孝胥也竭力聯絡各方實力派人物，如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的日記中記載：“詣行在。召見陸榮廷。”次日，他又單獨會見陸榮廷。陸榮廷曾任廣西邊防軍“榮字營”統領，入民國成為桂系首領，與蔡鍔聯手發起護國運動。一九二四年，陸榮廷受“新桂系”李宗仁等的逼迫下野。此時陸榮廷已是閑雲野鶴，鄭孝胥仍加以籠絡，盼其東山再起，幫助溥儀登基。然而，陸榮廷次年即病逝於上海。
一九二七年，康有為和王國維先後去世，鄭孝胥對兩人的評價截然不同。四月一日的日記記載：“報言，康有為以廿八日卒於青島，上欲賜恤，陳寶琛諫，謂康宗旨不純，且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奏曰：‘德宗賫志抑鬱以終，實受康有為之害。戊戌之獄，他日當付朝議定之。’上然之。”可見，作為“穩健的維新派”的鄭孝胥，對作為“激進的維新派”的康有為不以為然。六月四日的日記記載：“王國維自沈於昆明湖。”次日又記載：“羅振玉為王國維遞遺折。奉旨：予謚忠愨，賞銀二千元。……清華學校諸生罷課一日。北京各報並記其自沈之狀，眾論頗為感動。梁啓超亦為清華教授，哭王靜安甚痛。”鄭孝胥專門為王國維題寫了一首輓詩：“河清難俟濁難止，留得昆明一湖水。能令湖水共千秋，節義何曾窮此士。泰山之重鴻毛輕，天下孰敢輕儒生？雲中袒背受戈者，誰信由于有不能。”
“共氏三世”之說：共產滅共和，共管滅共產
對來自蘇俄的馬列主義輸入中國的危害，鄭孝胥這樣的老派士大夫看得比五四的新派知識分子清楚明白。他評論說：“俄行共產制，舉國皆為盜賊，至人相食。今猶欲倡世界革命，奇哉！”
一九二六年，黨軍揮師北伐，鄭孝胥敏銳地覺察到“赤禍如拳匪”。一九二七年，隨著戰局蔓延，他在日記中有不少切中肯綮的評論。一月十日，他寫道：“溫毅夫之兄、父、子皆為赤黨捕去，毅夫營救甚急。”可見，黨軍所到之處，紅色恐怖便尾隨而至。三月一日又記載：“報言，張宗昌至南京，上海孫傳芳將求去。黨人欲攻安徽，意在斷津浦路，若北軍能自九江、南昌、萍鄉循鐵路攻長沙，彼將如何？”不愧為曾領兵打仗的儒將，軍事家蔣百里也曾向孫傳芳提出過類似建議，可惜一開始但求自保的孫傳芳未加採納，等到吳佩孚敗亡之後，才悔之晚矣。
黨軍暴力排外的“南京事件”，宛如小規模的義和團暴亂。鄭孝胥在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載：“報言，黨軍入南京，攻各國領事館，英領事重傷，英醫士死一人；英、美兵艦發炮攻之，華人及黨軍死傷二千人。”張作霖在北京抓捕李大釗等共產黨，鄭在四月九日亦有記載：“北京圍俄使館，獲赤黨九十餘人，李大釗、劉之龍、賈德耀皆被獲。上海工部局圍守俄領事館。”但是，他未能充分注意到蔣介石在上海清黨的重要性，只是在四月十三日的日記中淡淡地寫了一句：“是日，白崇禧解散總工會。”此後，張作霖在北京成立“大元帥府”，自稱“大元帥”，鄭孝胥視之為中華民國的滅亡，六月十八日寫道：“孫傳芳等聯名通電，推張作霖為海陸軍大元帥，以今日午後三時就職。憲法、約法皆廢除，共和民國以今日亡。南方黨軍亦一黨專制，自稱革命。”
王國維有“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之名言，鄭孝胥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共和、共產、共管”之“共氏三氏”之說，嘗試釐清現實的困境，提出未來的遠景。“共管”一詞最初源自一九一八年英美兩國提出列強共同管理中國鐵路的主張。一九二三年，山東臨城劫車事件發生，列強主張共管中國的聲浪不絕於耳。鄭孝胥作出預言：“共和生子曰共產，共產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復昌。”
針對一九二七年席捲大半個中國的血腥內戰，鄭孝胥在評論中不時加入“共氏三世”之說。一月十四日寫道：“報載吳佩孚布告，所持政策亦剽竊‘排外’、‘護工’之語，張學良、王寵惠論漢口逐英人事，亦以收回租界為言，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義略同，實皆狂妄無知，殆甚於義和團。天實為之，以造成共管之局矣！”鄭氏此前一度看好吳佩孚，沒想到吳佩孚也採取類似南方的左派政策，令其大失所望。
一月二十六日，鄭孝胥引用《順天時報》之報道：“英國宣布陸軍三旅赴上海為防衛軍，少將敦肯為司令，印度、馬耳他、香港皆調兵來滬，法、美皆派兵，唯日本稱不同意。共產滅共和，共管滅共產，余言之數年，今將驗矣。上海為世界第三商埠，並於紐約、倫敦，今為赤黨所逼，不能不自籌防衛。日來中比，中日皆在北京議改約，此各國見好於北方之象。然度北方轉驕，或有他變，則各國必大失望。蓋自辛亥以來，列國助袁世凱而敗，助段祺瑞而敗，欲助吳佩孚、張作霖而皆將敗；南方既為俄人所蠱，北方亦漸以排外為能，將成共管之局，誰能止之乎？”
六月十日，鄭孝胥又錄五月初十《天津日日新聞》上一篇題為《英人提倡共管中國》的報道：“聯合社英京特約通信：據政界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糾紛，旅外觀察家曾留心考察一切，以為中國人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內部糾紛。外國欲作軍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理中國境內之軍事。各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期內擔任完全責任。首先，由各國代籌二百五十兆元以為行政經費。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當委員，委員人才須與美國商務部長賀華氏相仿佛。此外，又組織對該委員會負責之中外混合委員會，使中國人得在上述之會內受訓練云。”雖然鄭孝胥反對“共管”，但這篇報導完全是烏托邦想象——列強哪有那麼好心，自己掏錢出來“共管”中國並幫助中國訓練管理人才，即便最仁慈的殖民者都不會這樣做。
八月十六日記載：“報言，蔣介石通電下野……赤黨固將瓦解，北方亦將有政爭之變，大勢必趨於共管矣。”鄭孝胥遠觀南方政局，對蔣介石下野一事完全判斷錯了。蔣介石以退為進，赴日與日本朝野談判，並從江浙財閥那裡得到軍費，很快捲土重來。蔣之下野並非“赤黨瓦解”的標誌。
本年度最後一件大事為共產黨在廣州發起暴動。鄭孝胥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記中記載：“廣州農工作亂，省城陷，焚掠幾盡，俄領事為之首，國民黨張發奎、黃琪翔等皆遁。”十二月十五日又記載：“李福林攻廣州，克之，黨軍宣言與俄絕交。”
鄭孝胥一生以民國為敵國，稱之為“竪子亂中國”，更批判辛亥革命說：“辛亥綱紀絶，大臣為姦欺。傷哉億兆人，投畀虎與貔。”無論北方的北洋政府，還是南方的黨軍，他都恨之入骨——當然，他深知後者危害更大。他反對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也反對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單單認同清朝的黃龍旗。五月十一日，從青島到天津的輪船上，鄭孝胥遇到一名能講華語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人。這名俄國人說，他自漢口赴津，“漢口甚亂，數月不見五色旗，見之甚喜”。鄭孝胥卻嚴肅地表明其立場：“五色旗乃招亂之旗，余將舉黃龍旗以滅之耳。”這個俄國人大概很少遇到此類“民國反對派”，只好點頭回答：“誠然。”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