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常有恍然如夢的感覺。
週二晚上，我在雨後巷弄裡的講堂，聽向陽老師談台灣新文學史。日間盆地剛讓一場大雨狠狠沖刷了一番，地面有著水光，空氣裡隱約漂浮著霧氣，兩旁公寓窗戶透出的光亮，是深山裡指引旅人的禪寺燭火，循燭光而來，山中日月。
台灣文學先行者如賴和、楊逵、龍瑛宗等，若未死去，大多經歷了49年政權變遷後失語的困頓、以及文學典範的時不我予。縱然其中有人終於學會了新統治者的語言，得以再度以不熟練的中文寫作，用中文說出自己的想法，但新統治者主宰下的文壇並不因此接受，他們嫌棄這些題材上不了檯面，不登大雅之堂，這種種衝突最終化為一場鄉土文學論戰。
鄉土文學論戰是一場混合了許多不同元素的大混戰，有國共內戰的餘緒、文學路線之爭、也有文壇政治，鄉土文學論戰後，寫實主義地位雖然抬高了，但一個無法言明的副作用是，49年之前的文學，似乎也從此被正式排除在台灣文學的傳統之外。日治時期的作家不但沒有因鄉土文學論戰而更被看見，反而更加隱形。
他們之能被看見，大約還是台灣意識隨政治勢力擴大而起。上世紀90年後，台灣意識成為主流，賴和等人的作品方有機會進入體制文學的脈絡，體制文學和真正的文學價值當然不能等同，但對這些被統治者壓制許久、以至於廣大閱眾都不認識的文學而言，進入體制是一個機會，讓他們有機會讓閱眾接觸，並且有機會得到他們應有的評價。
於是他們終於也能被閱讀、被喜愛。也有人感到自己的處境，透過他們的文字被抒發了。這本是一個作家最希望得到的，也是最基本的，但當他們提筆之時，大概也沒想到，讓世人認識、閱讀他們的作品，這條路竟是如此漫長、如此曲折。
來到講堂之前，正閱讀向陽的《寫字年代》。書裡紀錄了他擔任自立副刊主編時，與諸多作家往來筆墨的故事，由於自立晚報的性質，他往來的作家裡有許多，都是當時不為新統治者主導的兩大報所喜的『本土作家』，特別是自日治時期便筆耕不輟的。書信往來當時，本土文學天色不過微亮而已，但閱讀書中書信，仍感到一種特別的希望躍動，畢竟太陽已經升起，陽光普照的時候也不遠了吧？
但時局轉換如此之速。台灣意識連同台灣優先，都被統治者當作歷史的亂源，台灣歷史也再度被詮釋為中國歷史的一部份，一切都似曾相識得讓人覺得，所謂的天色微亮只是一場誤會、是一個美極了的夢。我們只是做了一個夢，之前與之後，才是真正的現實。
在殘夢未遠、現實埋伏著準備猛撲而出的當下，聽向陽談賴和，總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我忍不住要疑惑著，像我們這樣認真地把賴和當一回事的日子，還剩下多久？
認真把台灣當一回事的日子，還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