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動筆之時,已經屆臨台灣2018年九合一大選。這次大選與幾乎同時進行的美國中期選舉一樣,將奠定2020年總統立委選舉的基本趨勢和基調。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此文將於大選之後發表。我想,作為一名中國人,無論對台灣有怎樣的情愫,也無論傾藍抑或傾綠。選擇大選過後再來聊聊兩岸關係和台灣的方向。應該會顯得比較禮貌和謹慎。)
一、
1986年民進黨創黨前夕,民進黨前身黨外公政會討論組黨事宜,認為應有一面黨旗。姚嘉文先生之妻周清玉便推薦歐秀雄設計。歐先生不負所托,現場設計兩面,其中一面綠色底白色米字,中央有個綠色台灣。周清玉與組黨十人小組討論,有人提議改成十字,象徵台灣背著民主的十字架。但是非基督徒表示異議,後又有動議將它理解為處於十字路口的台灣,即「一個十字、各自表述」。由此,便定下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民進黨的黨旗。
「一個十字、各自表述」,這黨旗中所蘊含的深意,成為創黨元老們兩種不同心態的真實寫照。台灣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台灣要背負民主的十字架,這成為台灣至今最寶貴的核心價值。說來也真是有趣,「雙十」這個明顯帶有藍營政治意味的符號,就這樣成為了民進黨黨旗背後的故事,也成了台灣現代史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所隱藏的符號。
然而,這黨旗背後的含意豈止是一群政治狂熱份子一時的衝動?乃是在福爾摩沙上生活,與這個美麗島休戚與共的每個靈魂的追問。是侯孝賢電影裡的《悲情城市》;是楊度筆下,家族中《一百年的漂泊》;是羅大佑歌中,亞細亞孤兒臉上紅色的污泥,眼中白色的恐懼。追問是回顧的開始,而回顧則是為了看清前方的道路。「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兩岸關係已經不只是兩岸問題,也是區域問題的一環。」這是蔡英文總統在薩爾瓦多斷交事件演說中的一句話。然而百年來,兩岸關係何時只是兩岸關係?何時又只是區域問題的一環?
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遙奉清廷的「台灣民主國」; 1915年的玉井事件;1930年的霧社事件;1945年冷戰結束劃分東西方陣營的雅爾達會議;1947年光復後的「228事件」;1958年美蘇冷戰巔峰時刻的823炮戰;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台斷交;1992年的汪辜會談;2014年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2018年在中美衝突升級的大背景下美國《台灣旅行法》簽署生效。
當中美關係越發和諧,中國顯得開放、似乎在朝市場經濟、法治社會邁步之時,台美關係就轉淡。當中國走向文革、妄圖復辟的時候,台美關係就迅速升溫。二戰之後,決定台灣外部環境的,是美國的態度、是中國的實力、是後冷戰時代的東亞與國際各方的平衡。台灣就像一葉扁舟,在這三大因素在所彙成的或明或暗的洋流裡顛簸。在台灣社會已經完成了第二次政黨輪替,台灣所處的十字路口,台灣所面對的十字架,依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二、
回望前路,台灣何曾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是冷戰對峙的台灣、是東亞格局中的台灣、是國際政治博弈中的台灣。唯一不是的,就是台灣人的台灣。百年來影響台灣的力量「豬來狗去」,台灣何時屬於過台灣人自己?台灣人又何曾真正掌握過自己的命運? 我曾看到一位畢業於美國頂級學府的綠營學者的觀點:「台灣未來的外交戰略是在中國、亞洲大國和西方大國之間尋求動態中的折衝平衡。」真是奇哉怪也!這一百年來,台灣難道不是被動地被捲入大國之間的折衝平衡?這一百年來被動的外交困境何時竟成為了台灣未來要主動選擇的外交戰略?李鴻章處無奈窘境之時左右逢源的小聰明,何時被學術包裝成了「外交戰略」?
然而,台灣在外交關係上的被動並非是哪一個黨的問題。因為從地緣的角度上講,這是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又因為從歷史的角度講,是因為兩岸沒能完成這場跨度長達二百年的現代性轉型造成的。所以無論是統是獨,無論未來兩岸關係是何種形態,當台灣島無法像航母一樣駛離南海這個地緣敏感區,或者中國的現代性轉型沒有完成之時,台灣仍會被被動地被捲入大國之間的折衝平衡。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中國所面對的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光是200年的民主轉型,更是2000年帝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問題。假設中國的未來如今天的俄羅斯,那麼台灣要面對的,是一個在國家遺產(故宮國寶)、南海權益等諸多領域都存在衝突的由政治強人用民族主義所掌控的「利維坦」。如果中國的未來如今天的委內瑞拉,那麼上述的「利維坦」最多不過推遲15年產生。屆時台灣的境遇,確定會比車臣、比克里米亞更好?
如果中國的未來如今天的美國、韓國。統與獨分歧是基於政治上的「信念」?還是基於經濟中的利益?統獨選擇的實質是台灣的前途與方向,而台灣的前途和方向本質上是兩岸問題。台灣所面臨的所有國際政治和外交關係,都是由兩岸關係這個核心問題所衍生的。處理好了兩岸關係,才能順勢解決台灣所面對的東亞區域問題,和與之相關的國際政治博弈。無論台灣未來的選項是統一,還是獨立,兩岸在文化上同種同源,在地緣和經濟上又相鄰相融,然而雙方在經濟體量、軍事體量上懸殊巨大。無論兩岸憲政轉型是否成功,抑或是統是獨,這種從文化、經濟還是民族主義所生成的向心力都將註定兩岸在東亞格局中難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
三、
綜上所述,兩岸關係將長期成為台灣外交的核心問題,甚至是唯一的第一位階的問題。台灣的外交戰略既要從台灣的本位出發,又要具備東亞區域乃至全球的眼光和格局。獨立不是救贖之策,統一也不解決根本問題,台灣需要一個怎樣的中國,如何讓中國變得更符合台灣的長期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問題。藍綠統獨所謂的分歧不過是兩岸關係的最終解決方案方向不同罷了。但是當我們仔細檢視藍綠兩黨的兩岸政策時,我們不難發現無論藍綠兩黨都表示要「爭取兩岸主動權,相信台灣對民主的是全球華人典範。」 但相同發言的背後,並沒有實質的戰略支撐,而只是不同方式的折衝平衡。藍綠兩黨、台灣社會對台灣需要一個怎樣的中國,如何爭取主動並塑造出這樣的中國卻缺乏最基本的共識。無論是「一個中國」,還是「一邊一國」所強調的都是國家主義,然而「維持現狀」的主流民意,卻不折不扣的是基於本土意識、地方意識。
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台灣基督教長老會1971年的《國是聲明》、1977基於中共的威脅而出於保障人權之需要選擇獨立的《人權宣言》,還是民進黨1988年的《417決議文》中的「四個如果」、1990年的《1007決議文》、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事實獨立」說,獨派人士中這幾個標示性、里程碑式的文件,無不帶有濃厚的保守主義、本土主義色彩。都是從對既有事實、狀態的保守,從安全需要的角度去闡述一個基於本土主義的台獨主張,而非民族主義。我們也不難發現,1992年汪辜會談的實質,是基於擱置主權、國號等政治爭議,兩岸共同發展、互惠互利的經濟性的「九二共識」,而非國家主義式的解決統獨問題的「九二共識」。
藍綠兩黨在統獨問題、國家主義上的較量,在中國所激起的恰恰是中共所賴以維生的民族主義。當港獨或台獨人士以民族主義來敘述獨立建國的分離主義訴求時,每每皆被利用掀起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以鞏固中共的合法性;當以本土主義,地方主義來敘事的時候,則往往會得到民間許多的理解和認同。我有很多朋友去台灣旅遊,回來訴說他對台獨訴求的觀念轉變時,基本都是出於對台灣社會模式的艷羨,對台灣人生活的尊重而對之前所持的民族主義有反省和拋棄(能尊重和理解生活化、地方化的台獨主張,但仍否認國家主義式的)。
所以,無論兩岸未來最終會走向聯邦(省)、邦聯或者完全獨立,都離不開以培育地方主義的方式來化解中國的民族主義,催化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這次2018大選結果也可以說明,統一不是台灣的盼望,獨立也不是台灣的方向。統獨之辯也不再是選戰的議題。回望中國百年來憲政轉型的坎坷歷程,可以說每一次轉型的失敗,皆源於地方主義敗給了國家主義。一個地方主義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對於台灣的長治久安、東亞的區域穩定都是不可或缺的。
四、
面對中共政經暴風圈來襲,台灣的應對措施是什麼呢?如果地方主義為兩岸關係、外交戰略上成為戰略支點,那又以什麼為戰術性的槓桿呢?有什麼實際的措施呢?楊小凱先生的《中國統一之利弊》一文,給我莫極大的啟發。文中說:「若兩岸一體化,則有利用形成巨大的統一市場的優勢:統一技術標準、貨幣、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分工演進,以便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勝出。若兩岸分治,則有利於兩岸對資本的競爭,在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治會大大增加制度試驗的多樣化及效率。增加兩岸之間展開的交易成本的競爭和制度性的對比。以限制中央政府權力的無限擴張,保持制度試驗多樣化的條件。」
以此觀之,被詬病的兩岸服貿協議,正是以經濟上的統一市場,來實現兩岸的一體化,背後的邏輯正是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而若希望提高兩岸的分治程度,則可以在民生主義、地方主義的邏輯下,以民生、民權議題為戰術槓查,展開社會總體交易成本的對比和競爭。我們可以先來看見個案例:
1.中國持民主自由的人士來到台灣,通常的安排遊覽項目少不了如綠島人權博物館一類的景點。這增大了中國右翼對民進黨的好感,同時對台獨主張也抱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但這種個體性的理解很難在他們回到中國後,成為一種政治性的態度。其原因不光是政治性的風險,也囿於中國民族主義濃重的社會氛圍下,表達這樣的觀點純屬自討苦吃。如20年來最大的一起事涉兩岸關係的人權案件——李明哲案,由於其獨派背景,台灣媒體雖極力淡化其政治色彩,僅從人權的角度去關注聲援。但在中國自由人士中甚至都沒有引起一般性的熱點。
2.大約在2008年,福建東南台開播了一個報導台灣社會新聞的《海峽新幹線》節目,其風格一般關注台灣的社會性時事,並明顯地對台灣藍營有偏坦性的報導。令中共官方始料未及的是,該節目所反應的台灣的社會風貌引起了中國民間在民生、民權、地方意識上廣泛的共鳴。最後被民族主義色彩沉重,一味挑撥民族情緒的《軍情直播間》所取代。
3.因浙江基督教教案被打壓的張凱律師,在中國毒疫苗事件的輿論風口,寫了一篇回顧當年代理疫苗案件的小文章。24小時之內(後文章被封)收獲的微信打賞高達140萬元。
4.美國大使館在其網絡平台上公布PM2.5的監測數據,讓PM2.5一詞進入公眾視野。由於公布數據的持續性,引爆了整個空氣質量的輿論風暴。在此過程中的外交博弈和輿論並沒有激進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結。不光查詢美使館的空氣質量監測數據成為民眾每天的生活,也直接地在中國民間豎立起了美國政府的價值觀和公信力。增加了民眾對美國的認同度。反觀日本,雖然在這30年中,在經濟、疫苗等領域支持巨大,但這些支持並沒有在中國民間贏得足夠的認知和了解。故此被操弄的仇日情緒,依然適時地成為給中共加分的選題。
2018年,中共於內經濟減速,民怨日沸;於外四處豎敵、貿易碰壁,中國模式在騰飛30年之後漸成憂於內政,困於外交之頹勢。官民之間,政府內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和缺口日益尖銳。進而又開始依靠閉關鎖國,煽動民族主義來鞏固其合法性。而歐美國家逐漸回歸保守主義,在東亞、國際關係上與中國摩擦升級。中美關係、台美關係。似乎又顯現出了如同1945年、如同1979年的格局。台灣再一次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若以民生、民權議題作為戰術性的槓桿,則兩岸間有諸多議題可以在貿易衝突的大背景下進行對比和競爭。例如:成品油價格、高速公路的維護成本與收益機制、藥品、食品以台灣的安全標准進行質量檢測;司法、醫療、教育等專業人士應有的職業尊嚴和行業自治。司法獨立、新聞獨立、行政中立制度下的基層公務員的基本權利和職業尊嚴(避免官員跳樓);政府的教育投入、官員財產公示、台灣新聞傳媒業進入中國、台灣的銀行業、保險業、進入中國的壟斷性行業、中央與地方的財稅分配、權力邊界、醫療保險運轉機制、社會保險運轉機制、各級別議會的作用、議員的工作範圍。這些立足於地方主義的民生、民權議題,於台灣可能已經非常的成熟,但對於中國民眾還非常的新鮮。對民間中國的知識份子階層,恐怕也只限於一知半解的專業性研究。這些議題,都可如「PM2.5事件」一樣,成為一系列打動每一個中層階級靈魂的有溫度和關懷的文宣——
地方主義的興起,地方自治、民生、民權議題的輿論效應,將遏制中國政府對內的高壓以及對外的擴張,擠壓其可操弄、騰挪空間;使中央政府惡性攫取社會資源能力枯竭;我相信這樣的局面,不論藍綠都應該是樂見其成的。在今天台灣眾多高校因生源不足而面臨停辦之際,這些師資足以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進行展開上述的議題。至於費用,我相信不用花費台灣納稅人的錢,因為台灣不光可以承接、移植被中國政府打壓、驅逐出境的涉外NGO的各種項目。我們從張凱律師一篇文章一天140萬的打賞中,更不難看到這幾年中國民間對公共議題的需求和支付能力。
最後,用一個故事作為結束吧。
漢高祖劉邦與項羽爭天下,而向眾舊國貴族融資。承諾恢復周制,之後確也如約裂土分王、劃地封侯,雖鼎定了江山格局,卻也埋下了「腿肚子大如腰,腳趾頭大如股」的禍根,弄得漢高祖在疲於平叛中渡過餘生,最終還送了性命。雖然滅了異姓王侯,把封國給了劉氏子孫,然姓雖可改,各封國春秋爭霸威脅皇帝的局面,卻絲毫未變,賈誼在《治安策》中為此哭了六次,從此在歷史上留下了愛哭的名聲。
賈誼不愧是一代才子,給出的解決之道是多封些諸侯,把大諸侯變成小諸侯。國小了,安居有餘,爭霸不足,可保天下太平。遺憾的是他生不逢君,漢文帝以德治天下,其溫良恭儉讓絕不輸給馬英九,絕不是個能裁抑諸侯的人。吳王不臣,文帝姑息;大臣貪腐,文帝養奸。如此仁愛孝悌,雖使時局免於土崩,卻把國家推向瓦解。可見,治理國家,只用懷柔不行。
接力棒傳到了漢景帝,晁錯成了第二個賈誼,漢王朝拖著病體又走到了十字路口。這次打著國家安全、漢朝前途的旗號下決心動真格,找了個茬兒削了幾個王的藩。正在議論削吳王的時候,吳王策動七個諸侯王反了,文宣口號是「清君側,誅晃錯」。這就是《漢書》上著名的「七國之亂」。後來晁錯丟了腦袋,七個諸侯也丟了口號。叛亂雖平,但「腳趾頭大如股」卻更難治了。可見,治理國家,如陳水扁一樣簡單粗暴會逼出大亂子,更不行。
最後解決問題的是漢武帝,這是位剛柔並濟、文治武功的英主。謀士主父偃是第三個賈誼,他有個診斷:「諸候勢大,坐視則沉痾愈深,裁抑則懷怨生亂。單用一法皆不對症。」後來主父偃給出的處方是有加有減、剛柔並濟的混合藥劑——《推恩令》。簡單來說,在推恩令之前諸侯王的繼承人只有嫡長子一個,封國可以完整的繼承。但推恩令之後,所有子嗣都可以繼承,再大的封國也會越分越小,而被封者皆感皇恩,這叫推恩。諸侯王再想清君側,既打不出噴嚏,也挑不起民族主義。這樣不用朝廷出手削,諸侯勢力就分散了,這叫散勢。」推恩是懷柔,散勢是裁抑。以退為進,果然是條妙計。這個困擾幾屆總統的大難題就這樣不動聲色地解決了。
回頭望是為了前方的盼望。若單單只是回頭望,那麼只會看到亞細亞孤兒滿身的傷痕,悲情城市無盡的淚水。但若單單只是理想、只是前方,那麼又容易在這一百年的漂泊裡,在統與獨的爭鬧中繼續迷航。在漢朝的十字路口,不只有漢文帝和漢景帝;在中華民國的十字路口,也不會只有馬英九和陳水扁——
台灣向前行,台灣一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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