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研究基金會、大眾教育基金會10日舉行“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以二二八受難遺族身分，與台中市長林佳龍共同出席；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前立委、監委黃煌雄擔任專題主講人，他指出，從皇民化到二二八之間的台灣悲愴年代，阻隔了台灣近代史和現代史，讓三代百年的台灣史無法有效連結。
黃煌雄說，從1930年代中，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中，在大約20年之間，台灣社會經歷兩次空前的變局：一次是在日本統治下，為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總體作戰的需求，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所推動的皇民化運動；另一次則是在台灣光復後，負責接收台灣事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由於統治失當，民心盡失，不到兩年，在台灣所激起的二二八事件。這兩大變局都是國家統治機關所發動，且都為強制性，而後者比前者更凸顯出國家的暴力。
他說，對當時正值青年邁向新生代或中生代、且正要在歷史舞台上扮演角色的那個世代台灣人而言，這兩大變局的影響是全面的，深遠的。由於這兩大變局，自蔣渭水世代所開展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洪流，幾乎面臨「斷裂」，走到「歷史終結」，那個世代的代表性人物，在那淒苦而悲涼的歲月，不少人犧牲了，他們為歷史掩蓋，不少人為時局所困，噤聲了，不少人迫於無奈，鬱鬱而終；也有不少人奔向中國或日本，為台灣尋找出路，當然也有人為了權位與名利，不惜扭曲人性，成為政治小民，但也有一些人在文化、醫療、教育、企業等領域內，默默堅持，展現出世代生命的「韌性」與「微光」……。從皇民化的前山有如爬坡，到二二八的後山有如攀壁，這兩大變局刻劃出台灣的悲愴年代。
黃煌雄在描述台灣在1930到1950年的20年間，歷經皇民化運動與二二八事件的時代背景與人民情感時，使用了大量的台灣文學，拼湊出歷史繪本，包括呂赫若，吳濁流，邱永漢等知名作家的作品，像是吳濁流的<煮蛋>刻劃皇民化運動影響社會基層人民生活，邱永漢的<濁水溪>則跨越皇民化運動和二二八事件，成為悲愴年代的歷史繪卷代表之作；還有許多作品，都反映了當時台灣社會的真實寫照。
他表示，悲愴年代最後造成台灣歷史斷裂、人才斷層、兩個太陽、政治禁忌、祖國夢醒、統獨根源等後遺症；其中他尤其詳細說明了所謂的「兩個太陽」，他說在總督府時代，兩個太陽指的是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對立；而在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在人口上佔少數，但在政治，經濟和教育上卻居於統治地位的外省人，構成政治勢力的太陽；而在人口上佔多數，但在政治，教育和經濟上居於被統治地位的台灣人， 構成的是社會勢力的太陽，形成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衝突。他提到，漫長的調適過程是因為一個大的歷史事件的影響，療傷止痛的過程往往需要一代以上的時間，兩個太陽的後遺症，即使四十年以後，到1987年解嚴後仍揮之不去，甚至到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當時李登輝仍以台灣人的悲哀作為主要選舉訴求，正因為這是觸及台灣人歷史傷口最敏感，又最有效的動員元素。
黃煌雄表示，台灣從1920年代發展出近代民族主義的黃金十年，走入193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的悲愴年代，可說從歷史的高潮走到低潮，歷經了噤聲的歲月，成為沒有國家也沒有民族的人，但台灣人堅韌的生命力，讓這段悲愴的台灣歷史從表面上看來已走到終結，但實質上卻是冬眠，歷經一個世代的冬眠後，後人將從台灣開創的民主年代中，越過當年的黃金歲月走向巔峰。
他認為台灣應記取邱永漢在<濁水溪>一書最後寫下的：「今後它(濁水溪)將永遠繼續流下去，而當無法相信的奇蹟發生，這條溪的溪底清澈可見的日子來臨時，這塊土地將再度流出許多的血。」他則希望，當台灣歷史走向民主年代的新高峰，當這條溪流的溪底清澈可見的日子來臨時，更願這塊土地能依照自己的意志發展它的生命，而不必再流出許多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