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05學年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在8月8日放榜，今年缺額2953人，為近7年新高，而23校未足額錄取，6校缺額率超過5成，則創歷史新高。其中以明道大學 (68.61%) 缺額率最高，其次為華梵大學 (67.02%)、玄奘大學 (63.82%)、康寧大學 (61.97%)、開南大學 (57.19%) 和中華大學 (53.97%)。少子化的效應再次重擊臺灣高等教育，除了影響部分大學的營運之外，令人擔心的，則是在如此可觀的高錄取率下，後段大學的學生素質，是不是能夠承擔大學教育的種種要求，而這樣的大學生，日後是否能夠承擔國家中堅的角色，符合這個社會對於高級人才的期待。
普設大學導致錄取名額過剩的影響，使大學生的入學門檻大為降低，以致於中後段大學在教學和學生輔導的任務上無比沉重，這些責任完全由大學教師承擔，而如果大學行政支持不足，大學教師就不得不進一步分攤行政服務的工作，但大學教師還有學術研究的績效要求，如果大學教師無法在自己的學生中找到具有研究能力的助理團隊，研究上的表現自然也會受到嚴重影響。
為了留住學生，──畢竟學生是最重要的財政來源，我們可以看到中後段大學無不投入相當的資源，從事學生的補救教學和生活輔導，許多原本適用於中小學生開蒙的教育輔導理論和機制，如今也已普遍在大學實施，甚至被一一納入大學評鑑制度中，無形中成為變相壓迫血汗教師的許多根稻草。舉例而言，大學的補救教學措施，必然要搭配期中預警制度，也就是說，從期中考試成績當中去檢測出學習效果不佳的學生群體，然後對其展開學期後段的學習補救，再由期末考成績來檢驗大學教師執行補救教學的成效。但在此同時，大學又存在多元價值、尊重學生個殊性的意識形態，因而對學生學習成效又有多元評量的期待。學生何以學習成效不佳，當然和基本學力準備不足有關，但大學已經難以追溯其受教育過程的生命史，只有把基本學力補救的責任自己扛起。事實上，學生的學習成效和學習動機與態度密切相關，翻轉教育或是補救教學措施，往往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然卻消耗掉大學大半的教學資源和大學教師寶貴的時間。最為荒誕的是，大學將學生的教學和輔導滿意度調查納入教師評鑑指標，於是便將學生對於自己的人生和學習上的責任，直接轉嫁給了大學教師，直言之，學生學不好，就是因為大學教師沒教好。所以大學教師應當要具足唱作俱佳的授課技巧、圖文並茂的自編教材與教具、富有愛心的學生選課與學習個別輔導、孜孜不倦的課後補救教學，以及等待平日翹課成性的學生會出現在補救教學現場的深情與癡情。而一旦學生不滿意教師的上述表現，教師就有可能成為教師評鑑中被檢討的對象，其實就是成為學習不佳學生的代罪羔羊。
改善中後段大學生素質的做法，就是提高其學習動機，這就要在大學內外提供各種激勵的誘因，使大學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學習性社會，而這正是大學行政當局在經營規劃上的領導責任，而不能將帥無能，徒然累死三軍，全部諉過於執行教學任務的教師。以大學校長為中心的大學當局，該如何提供學生的學習誘因，首先即應強調辦學特色，兼顧學生就業和大學市場區隔的需要，找到最適配的學生。其次，則要營造激勵學習的環境，讓學生在做中學，特別是在錯中學。建教合作和工作實習，以及學生的跨校或校內的社團活動，其實最適合非學術工作取向而較不適應結構嚴密的系統性知識學習的學生找出自己的興趣和性向，同時也可及早培養出自己的人脈。而如果學校本身沒有相關科系、課程或社團，通過大學的結盟，讓學生方便跨校選課，就能讓學生留在原本的大學，而不必擔心學生流失。而為因應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競爭，鼓勵大學的國際交流，使學生得以接觸不同語言和文化，擁有國際人脈，也是刺激其語言學習和提升國際視野的良方，就此而言，和中國大陸以及鄰近東亞各國開展學生交換和實習活動，也是中後段大學可以努力的方向。
最後我們要給教育部和大學當局的建議是，減輕大學教師應付教師評鑑所需的教學、輔導和行政服務上的工作量。因此，教師評鑑必須好好檢討，捉大放小，重點放在提供大學教師校準自身工作的參考，而且要具備多元評量的精神，讓大學教師可以針對自己的專長和能力選擇加權，而不是對每一人都要求在各種基本績效表現上的整齊一致。大學要鼓勵和珍惜教師能動性的發揮，因為他們是影響學生學習和為人處世，以及形塑校風、創造大學經營績效和社會聲望的中堅力量。放任以學生滿意度調查在內的教師評鑑成績來認定教師的貢獻度，決定教師的待遇與福利，而以此做為控制學校經營成本的手段，只會傷害教師的向心力，根本損壞大學的師生關係。中後段大學的教學和研究環境完全迥異於傳統的前段大學，教育部和大學當局對於這些血汗教師、爆肝教師，要有所體諒和尊重，對於大學經營的問題，要有教育政策上的戰略思考和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