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發生恐怖攻擊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恐怖活動的夢魘，再度籠罩國際社會。台灣遭到恐怖攻擊的可能性雖不高，卻不代表絕不會發生。而早在美國911攻擊後，法務部即有反恐行動法的提出，卻一直處於草案階段，故散落於各處的反恐法規，尤其是恐怖份子的入出國管制與情報蒐集，就該成為優先檢討的對象。
根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5款、第24條第1項第2款，外國人若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者，移民署即可禁止其入國、居留，甚至依據第36條第2項第1款，還可為暫時收容並強制驅逐出境的處分。只是此類措施，雖賦予移民署相當廣泛的彈性空間，而能防範恐怖行動於未然，卻因我國缺乏對恐怖組織、恐怖行為等的法律定義，致等同由行政機關自由認定何人為恐怖份子。
而雖然在今年二月，立法院根據大法官釋字第708號解釋之要求，對於外國人之收容與驅逐出境，給予陳述意見及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之保障，但根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3項但書第4款，卻將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者排除於外，這就更難免於主管機關的恣意決定。更可議的是，此種對於外國人禁止入國的命令，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條第1項，亦適用於無戶籍的本國人，則在行政機關擁有極大的裁量權下，無戶籍國民即有隨時被剝奪回國權的危險。
而就恐怖行動的情資掌握來說，依據國家情報工作法第7條第1項第2款，情報機關有權對國內外的恐怖份子，進行資訊的蒐集。而此種情搜工作，依同條第2項，除傳統的監聽、跟監、錄影等之外，甚至還包括所謂臥底，以及衛星蒐證等新型態的偵搜方式。惟由於此等手段侵害人權極深，自應有一定的嚴格規範，更應有受司法為監督的可能性，也因此在此條文第3項，即要求必須訂定專法以為依歸。惟至現今，除對於監聽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為規範外，對於其他情搜手段，卻未有具體授權之法律規定，實嚴重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而即便是有明文規範的監聽，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7條第2項，除非被監控的對象於國內設有戶籍，致須由高等法院法官核發通訊監察書外，一律由情報機關首長來決定是否核發監聽票。如此的規範，或能達成制敵機先的效果，卻難防止情治機關濫權的產生。
關於反恐法制，所可能帶來與人權保障的衝突，也不僅止是我國，於他國亦然。以美國來說，於9.11攻擊後，國會即通過所謂愛國者法，針對恐怖份子，排除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即關於搜索、扣押須有法院令狀的規定。同時，此法對恐怖組織的資金來源進行阻斷，更嚴格禁止可疑份子進入美國境內外。而在2002年所通過的國土安全保障法，為加強美國國境的安全，乃將海岸巡防隊、國境警察等涉及邊境的執法機關，以成立國土安全部加以統合，以期整合資源並能有效打擊非法入境。
在2004年，美國國會更通過防制恐怖行動法，針對難民庇護制度與入出國的管理，採取嚴格的審查機制，以防止恐怖份子藉由此等途徑與管道進入美國境內。甚而在2005年，美國國會更進一步通過所謂真實身份確認法，針對身份證明與駕照的發給，不僅採取嚴謹的管控，對於難民申請入籍的認定基準也趨於緊縮。惟在逐步強化行政權的同時，卻也使人民的權利保障受壓縮，更可能對某些族群造成標籤作用，就使更多的仇恨因子潛藏於社會之中，反成為治安的隱憂。尤其是如前年的波士頓爆炸案，或如此次的巴黎慘劇，乃屬於所謂孤狼式的恐攻，犯罪者未必是外國人，亦可能無明顯的恐怖組織背景，更未必到過伊斯蘭國，卻仍犯下如此的滔天大罪，就印證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
也因此，對於反恐法制建立之同時，更得兼顧人權之保障。而如何消弭貧富差距、族群對立與社會不公，以免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更是主事者最該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