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法國馬賽發生過一幅這樣的情景：一位猶太畫家拿著他的畫冊，來到美國救援辦事處，向辦事處秘書申請去美國避難。由於這位畫家的名聲不是很大，秘書無法確定此人就是美國需要的「一流人才」，於是讓畫家去畫幾張馬賽港的速寫看看，以此決定此人是否能避免成為納粹集中營的獵物。
這個令我含淚大笑的真實故事，反映了那個血與火的時代，法國知識精英逃亡的一段悲愴歷史。當時法國乃至整個歐洲，似乎只剩下兩條出路——奧斯維辛或馬賽。在歐洲的這場大劫難中，仍實行孤立主義政策的美國，只篩選部分精英予以救助，並要求回報。由於文明社會，不希望百萬猶太人「無處可逃」的歷史再現，1951年聯合國制定的《日內瓦公約》，終於在法律上承認了難民身份。
※美國孤立主義國策鼓勵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們談的歐洲難民問題，大都指從世界各地流向歐洲的人群。而在上個世紀前葉，歐洲卻是一個巨大的難民輸出地區。當我們超越民族國家的藩籬，在歷史煙雲中，凝視那一代流亡者淒苦無助的身影，會痛切地認識到，今天我們所享受的被庇護的權利來之不易。
自1620年「五月花」號船到達美洲，至今為止，美國的主流人群，仍然是來自歐洲的白人。然而，本是移民國的美國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對那些即將成為大屠殺遇害者的歐洲人，曾一度打算關上大門。
這主要是因為，美國那時還沒有「難民」的概念，沒有任何法規保障難民的權利，政府奉行的是民族主義，與不干涉別國事務的政策。在十九世紀末期，美國人曾展開過一場大論戰，反移民的農民，戰勝了支持移民的城市居民（就像當今川普上台時的情況）。此後美國兩次立法，都實行排斥移民的政策，逐年減少移民名額，歐洲人的赴美簽證，極難辦理。
收緊移民的政策，首先與經濟有關。由於19世紀末移民美國的歐洲人，大多貧困且無技能，一些「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認為後來者威脅了本土經濟。其次是因為種族歧視，例如，白種移民排斥有色人種，老移民排斥新移民，當時美國社會還充斥著反猶排猶的氣氛。
就在美國仍採取孤立主義政策之時，1940年6月，法國突然向德國投降。按照停戰協定，法國必須向德國「無條件引渡」從德國逃來的流亡者。其時，德國、捷克和奧地利的反納粹人士，都把法國當作人權的故鄉，誤以為逃到法國是安全的。潰敗後與侵略者握手的法國，很快就制定了一部《猶太身份法》，掀起了驅逐猶太人的風潮。
在此之前，希特勒曾表示，如果有其他國家願意接受猶太人，他會協助猶太人離開。1938年7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召集了一個討論猶太難民問題的國際會議——埃維昂萊班會議。但是，32個國家的代表在會上，只是批評德國，口頭表達了一下對難民的同情。除了加勒比海小國多明尼加，同意增加移民配額之外，其他無一個國家，表示願意接收猶太難民。
埃維昂萊班會議的結果，鼓勵了希特勒，他在興高采烈表示了「震驚」之後，決定使用「最終解決方案」來處理猶太人。
※民間組織救援，篩選歐洲精英
黑暗時代的大逃亡到來了，那些「集中營的獵物」走在死亡的道路上。在美國政府保持中立不作為時，許多美國民間社團緊急行動起來，尤其是美國的左翼人士。他們努力改變原來閉關鎖國的孤立主義立場，承擔起救援的重任。
猶太勞工委員會，是美國較早開始展開行動的組織，他們救助了歐洲不少社民黨人與工人領袖。美國學術界、新聞界、藝術界和宗教界，紛紛創建自己的救援委員會，力邀遭到法國政府驅逐的人去美國。這些組織，使美國公眾輿論注意到歐洲的困境，並籌集資金。
前幾年，法國出版了歷史學家艾曼紐·盧瓦耶的著作《流亡的巴黎》。此書敘述了二戰時的知識精英，通過怎樣的援救機制被送往美國。書中重點談到美國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一個致力於科學的慈善事業的組織。為了保護世界性的科學研究，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救助那些希望離開歐洲淪陷國家的部分科學家與學者。他們計劃援助的世界級的「一流人才」，包括大約100名英國學者，75名法國學者。
這裡有仁慈也有功利。洛克菲勒基金會，早就資助一些歐洲頂尖學者，在此危急時以友人身份為之奔走，拯救並保護智慧人才，這對提升基金會的慈善形象有利。但這既是人道主義，也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讓不同領域的歐洲精英來到美國，這對想要蒐集人才的美國，是一項意外收穫。當時尚年輕的美國已經濟強盛，在文化上，卻仍然是一個弱國。
雖然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資助，但獲得簽證需要美國國務院大發慈悲。美國政府要求歐洲避難者會給予回報，例如，把祖國的情報，提供給美國當局。1941年美國參戰後，來自歐洲的避難者，提交的有關本國地理、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報告，使美國軍隊，能在歐洲成功登陸。
由於救援需要配額和大量的金錢，所有的救援機構，都對避難者制定了挑剔的「篩選」標準，其條件包括聲望與知名度。洛克菲勒基金會偏愛的對象是：曾與該基金會有聯繫，會說英語能執教，能融於美國學術界的年輕男性。
※名流聚集馬賽，去留命懸一線
馬賽變成了一個夢幻般的城市。獲知美國人有救助的計劃，處於岌岌可危處境的人們，從各地跑來，絕望地尋找出路。當時聚集在馬賽的歐洲知識精英，來自各個領域，幾乎可以構築起一個大國的靈魂。
法國在投降後，被分割成兩個區域——德國佔領區和維希政府行政區，馬賽屬於維希政權管轄。對流亡者離境一事，維希政權的態度搖擺不定。一方面，他們協助納粹抓捕猶太人與「不良分子」；另一方面，他們一度實行「歧視性的人道主義」政策，允許猶太人離境。於是，自1940年冬天開始，馬賽港在半年的時間里，成為逃往美洲效率最高的一條路線。
從馬賽成功赴美的猶太學者中，有獲得192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奧托·邁爾霍夫教授，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的哥哥、作家亨利希·曼，還有我們比較熟悉的女學者漢娜·顎倫。
另一位著名的德國思想家班雅明，也和好友顎倫一樣，從德國逃到法國，在法國陷入集中營後，再次出逃。不幸的是，班雅明走的是另一條逃亡路線。他翻越庇里牛斯山，準備從西班牙前往美國，卻被西班牙當局禁止入境。走投無路，班雅明在邊境小鎮，自我了斷。
德國猶太思想家班雅明自殺於西班牙小鎮。（圖／作者茉莉提供）
有的學者在收到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邀請時，正被關在集中營里。例如法國傑出的哲學家讓瓦爾，當時他因生病瘦得嚇人，集中營的醫生，認為他活不了多久，建議納粹釋放他以節省安葬費。讓瓦爾到達美國後，在紐約市創建了流亡大學。
不是所有收到美國邀請的人都能赴美，有些人因為個人身體和家庭等原因，無法離開歐洲。例如法國著名猶太裔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他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聯繫了一年多，由於不肯拋下兩個成年的孩子，他留在法國參加抵抗組織，於1944年被德國人逮捕並槍殺。
更多匆忙跑到馬賽的人，得不到美國的邀請，有些人被恐懼刺激得歇斯底里。援救組織精挑細選「一流人才」，每一個被劃掉的名字，都意味著有一個人希望破滅，命懸一線。對此，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副主席托馬斯承認：「在拯救知識的堅定意志，與拯救生命的人道主義願望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衝突。」
即使因美國邀請而神奇地改變了命運，流亡者在赴美途中也經歷了不少煎熬。人類學家施特勞斯，曾描繪過他們在漫長旅途中，遭受的惡劣待遇。這些猶太名流，在上船時被法國憲兵當作囚徒推擠，被辱罵為「賤民」。到了美國，他們也必須面對當時普遍的排猶情緒。
被迫離開家鄉是悲苦的，但當年從馬賽以難民身份赴美的人都知道，命運對他們已是非常優待。他們大都在倖存後，為美國的學術注入生機，使文化沙漠變成沃土。例如顎倫，作為政治理論家，她成就卓著、獨樹一幟。經典兒童小說《小王子》的作者聖埃克絮佩里，在流亡到美國後，志願加入盟軍空軍部隊，駕駛戰機於1944年在地中海執行任務時被擊落，獲「法蘭西烈士」稱號。
※「弗萊伊的逃亡路線」改變美國
研究美國各團體，救援歐洲難民史實的歷史學家，發現了一個奇跡：弗萊伊（Varian Fry）的逃亡路線。這條路線被稱為「英勇而成效卓著的救援行動」。這是一個美國白人新教徒，冒著危險願做一切事情，來幫助猶太人的故事。
Varian Fry walking along the street in Marseilles.（圖／作者茉莉提供）
那是1940年6月，美國的一個募捐餐會上，第一個為應對法國戰敗新形勢的民間組織——美國「緊急援救委員會」成立了。參與者有作家、記者、傳教士和大學校長等。
參加餐會的記者弗萊伊原是紐約上流社會的年輕人，畢業於哈佛大學，作為外派記者曾駐柏林，親眼目睹了納粹的崛起。此時，弗萊伊成了緊急援救委員會的代表，負責聯絡法國學術界需要流亡的人士。兩個月後，弗萊伊帶著一個200人的名單和3,000美元，自願奔赴馬賽。
弗萊伊到達後，馬賽風傳他是「難民的救世主」。他善解人意又寬容，很快就獲得各方面的好感。但是，由於真切關注那些將要成為犧牲品的人，這位左派自由主義者，被迫與各方面衝突。他不但與法國維希政權衝突，與美國國務院衝突，還與自己的上司——緊急援救委員會的負責人鬧矛盾。
這是因為，為了拯救更多的人，弗萊伊決定與合法性決裂。他使用各種非法手段，例如黑市資金，偽造文件，秘密山路和海上航線。當時的美國政府，對民間自發的救援多有阻撓，而弗萊伊的上司為此膽怯。弗萊伊曾多次被維希政權拘留。1941年9月，他被法國驅逐出境。
雖然在馬賽只呆了13個月，弗萊伊的努力導致約2,000人獲救。今天，人們在紀念偉大的弗萊伊時，發現他的一大貢獻是：改變了美國人對待難民的態度。
※沒有政治共同體，人便是被放逐的
身為猶太難民的顎倫，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沒有政治共同體，人便是被放逐的。」她所指的「政治共同體」，其概念來自古希臘的城邦，那裡的公民追求共同的利益與正義。
漢娜鄂倫與第一任丈夫逃亡法國。（圖／作者茉莉提供）
二戰結束後，懷著對「大屠殺」很深的愧疚感，聯合國於1948年在《世界人權宣言》裡規定：「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從此，難民權成為人權的一部分。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戰爭難民法》，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難民法。1951年，聯合國《日內瓦公約》承認個人而非集體的難民身份，允許外國對個人流亡者，予以保護。
然而，歷史有時會出現反復。自美國總統川普被選舉上台，一個世紀前美國農民反移民的歷史，今又重現，二戰後美國確立的普世價值觀正面臨挑戰。在「美國至上」的孤立主義政策下，川普想要築起高牆。美國會重新閉關鎖國嗎？會有更多流亡的班雅明，被逼在國界線上自盡嗎？
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鮑曼說：「『共同體』並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熱切希望棲息、希望擁有的世界。」「這是一個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說是人們希望找到的天堂。」
原載FT中文網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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