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無責任能力、原因自由行為與國民法官

2018年於桃園發生一起殺母砍頭事件，第一審法院以被告吸毒致為精神減弱狀態，判處無期徒刑，但第二審卻以其無辨識能力改判無罪。雖全案尚未確定，卻暴露出一個問題，即因吸毒而殺人，真可免除罪責嗎？而未來這類案件，必然由國民法官來審理，司法與人民的距離，真的可以因此拉近嗎？

依據刑法第19條第1項，於行為時有精神障礙，致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喪失其控制能力者，即屬無責任能力，不罰。若僅是辨識或控制能力減弱，即屬限制責任能力，依據同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只是若有人為了躲避刑責，而飲酒或吸毒來造成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的狀態，若因此不罰或減刑，豈不形成治罪漏洞？

為防止如此的漏洞，在刑法學理上，就有所謂原因自由行為（actio libera in causa）之理論出現，即讓自己陷入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的原因行為，如飲酒或吸毒，若處於自由意志的狀態，就不能因此免除之後犯罪的刑事責任。而為了符合罪刑法定，故於2005年刑法修正時，就在刑法第19條增加第3項，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者，是不能因此不罰或得減輕其刑。故殺母案被告就算在行為時處於無責任能力狀態，但因是吸毒所致，就不應適用刑法第19條第1、2項的無罪或減刑之優待。這也是檢察官起訴所主張，並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具體求處死刑的原因所在。

主觀意識難以認定

惟由於刑法第19條第3項的要件，實在過於簡略，也碰觸到行為與責任必須同時存在之原則，故為了避免法條的無限擴張，司法實務即強調，在飲酒或吸毒時，一定要有對之後犯罪事實的預見或可得預見之主觀認識，否則，若因此殺人，仍可適用不罰或得減的規定。只是主觀意識，乃存在於行為人之內在，到底如何證明，這本身就有難度。如以殺母案來說，吸毒距離與殺人的時間，雖不長，但於法庭之上，要能證明被告於吸毒時，即有預想或預見殺母的事實，卻也有極大的困難。最終基於罪疑惟輕，就得切斷吸毒是為殺母的因果關係，而仍可適用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的刑法規定。這也是殺母案的第一、二審法院，即便判決結果不同，卻也都不適用刑法第19條第3項的原因。

雖然，司法者對於原因自由行為的判定，採取極為嚴格的限縮解釋，或有刑罰最後手段性的考量，但是否超越了法條的界限，卻也值得深思。尤其2023年後，這類殺人案件都要由三位法官與國民法官組成合議庭來審理，問題恐更大。

因依據國民法官法第69條第1項，關於證據能力、調查證據的必要性與法令之解釋，乃專屬於3位專職法官，雖然為此等決定前，法官可以聽取國民法官的意見；國民法官有疑問時，也可請法官釋疑，但除非國民法官有足以說服法官的能力與權力，否則最終決定權仍落在法官身上。

除非國民法官有足以說服法官的能力與權力，否則最終決定權仍落在法官身上。示意圖／Pixabay

國民法官功能受限

如常引發爭議的責任能力判斷，依據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如此的文字不要說一般人，恐怕連法律系學生都有解讀的困難。甚至如殺母案所碰到原因自由行為之爭議，還得面臨更難理解的司法解釋與精神鑑定報告等等，國民法官能否與法官處於同等地位，恐會是一大疑問。

在刑法於未來兩年半不可能全面白話文下，似乎只能藉助較為活潑化的書籍、漫畫或戲劇來強化人民的法律意識，以能使國民法官與法官間，產生極大的地位差，只是如此作法的成效極其有限，原因無他，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專業，不是可以靠動漫或影視作品，就可以提升到與法官相等同的程度。事實上，人民參與審判，所要藉助者絕非其法律專業，而是希望藉由多元的想法與視野，來彌補司法者的恣意與專斷。若果如此，欲想藉由強化國民法官的法律專業來與專職法官相抗衡，不僅可遇不可求，也凸顯此等制度的先天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