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關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處罰，不僅要件極為空泛，刑罰也極重。而如此嚴厲的刑法，或可藉由香港司法的獨立性，尤其是陪審制度，來防止治罪的無限擴張，卻因港版國安法的規定，致使司法的最後防線，也將失守。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但司法制度仍維持原有的英國法制。而就刑事審判來說，在英國法強調正當程序保障與嚴格的證據法則下，香港司法的公正與獨立性，一向備受推崇。如以去年牽動台、港兩地敏感神經的陳同佳案來說，香港法院針對在台殺人部分不為審理，除有香港堅持屬地管轄的原因外，於判決書中也強調，由於相關人證、物證皆不在香港，就算為證據調查，也必然屬傳聞證據，勢必會對被告的訴訟權產生極度侵害，自無法同意控方就此部分的請求。顯見，堅持證據裁判與正當程序保障，於香港刑事司法上，絕對是相當堅持的核心價值。（參筆者著〈陳同佳殺人案該由台或港審理？〉）
踐行陪審程序 避免法官獨斷
而香港刑事司法的另一特性，就是在涉及重罪的場合，為了避免法官的獨斷，不僅得由高等法院為第一審的審理，且不論被告有無認罪，原則上，都必須踐行陪審程序，即由陪審團決定犯罪事實有無，法官則為法律適用與量刑。惟因香港人口不多，故陪審團的人數以七人為主，但法官可視案件類型，調整為為五到九之間的人數。至於有罪、無罪之評議，若為五人陪審採一致決，若為七人或九人，則多數意見必須至少為五人、七人，才能達成評決。而若無法達成一致決或成立評決的門檻，就變成所謂僵局判決（hung jury），法官得解散陪審團，並由律政司決定是否重新聲請，由另一新的陪審團來審理。如此的規範，除了要求陪審團必須審慎為犯罪事實的判斷外，也有防止控方濫訴的作用在。
故港版的國安法，即便刑罰規範極為模糊與不確定，若能藉由縝密且強調訴訟保障的陪審程序，就可避免動輒入人於罪。甚且，在陪審制度裡，陪審團即便認為被告有罪，但仍可以法律本身的不公不義，並因此判決被告無罪，即jury nullification。此等拒絕不正法律的權利，一向是陪審制度對抗威權、專制的最重要象徵與手段。如於美國革命前夕，所有反抗英王而被起訴叛國罪的殖民地異議人士，當時的陪審團就大量行使這種權利來判被告無罪，正反映出此種特性。同樣地，即便中國蠻橫通過港版國安法，但只要陪審制度不失，香港人民肯定會藉由jury nullification，以來表達與反制對中國與港府的不滿。（參閱筆者著〈關於陪審制度的jury nullification〉，）
不過就因陪審制度有反抗威權體制的銳利特性，於港版國安法第46條就規定，凡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事件，律政司基於維護國家機密或避免陪審員的身家威脅等空泛理由，就可提出證明書，要求法院無庸進入陪審程序。如此的規範，既侵害了人民有受陪審審判的權利，也使司法權被踩在行政權之下，也等同把對抗專制體制的最有力手段給完全剝奪。
而國安案件不受陪審審判，也就罷了，更糟的是，根據港版國安法第44條第1項，香港特首竟可指定法官專門來審理違反國安法的案件，且根據此條文第2項，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法官，是不得被指定為審理法官。也就是說，只有政治正確的法官才有審理資格，但是否政治正確，竟是由特首決定。如此的規定，無異於納粹德國時代為整肅異己所成立的人民法院，香港備受稱讚的公正司法，也將成為歷史。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