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電視製作的「留聲——華人音樂家」系列電視節目，製作播出10集，每集以一小時紀錄片介紹一位對當代台灣樂壇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華人音樂家：江文也、馬思聰、黃友棣、呂泉生、郭芝苑、郭子究、史惟亮、許常惠、馬水龍、蕭泰然。耗時三年製作，拍攝、訪問足跡遍及歐、美、日、台、中國等地。
在眾多非台灣本土的華人音樂家中，馬思聰獲選入列「十大音樂家，十個音樂人生故事」這一公共電視製播的節目，應是基於馬思聰與台灣的深厚淵源，對台灣產生相當重大的影響。然而，此一影集對馬思聰與台灣的關係和影響卻著墨不多，只敍述其與台灣本土音樂及文化關係薄弱的作品，芭蕾舞劇《龍宮奇緣》在台灣首演的情況，並未能讓人從中看到馬思聰對台灣樂壇有何影響力。
據葉永烈著作的「馬思聰傳」一書記載，早在台灣還在日本統治時代的1929年，自幼在中國就有「神童」之譽，時年17歲的馬思聰，就曾趁著在法國求學期間返家探親之便，來台灣演奏小提琴。但是馬思聰與台灣的淵源及其產生的影響力，應該是始自1946年6月來台訓練、指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響樂團」（今「國立台灣交響樂團」的前身）草創時期的「慶祝國慶紀念演奏會」。這個交響樂團創立於民國1945年12月1日，翌（1946）年10月10日將舉行創團以來最重要的一場演出：「慶祝國慶紀念演奏會」。
威權統治時代的國家慶典活動非同小可，又是此未滿週歲的新生樂團要展現樂藝成果的音樂會，可想見是何等的重要。蔡繼琨團長深知此草創初生樂團，當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良好 、合宜、得體的訓練，明智的把這個重責大任，委於學養具佳，有豐富樂團組訓經驗，聲望崇隆的馬思聰肩上。
10月10日晚上的演出，馬思聰卻早早的在6月就攜帶著身懷六甲的妻子——鋼琴家王慕理來到台北，為的是能有充足的時間給這個稚嫩的交響樂團施以嚴格的訓練與調教。八月，兒子在台北誕生，馬思聰為兒子取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名字——「馬如龍」。馬如龍後來雖然未走音樂之路，卻也從父親學得傑出的琴藝。
「慶祝國慶紀念演奏會」締造了首先演奏國人大規模作品（馬思聰的第一交響曲《史詩》/ 陳田鶴的清唱劇《河梁話別》 ）的紀錄。（註1）
專心訓練指揮這個未滿周歲的交響樂團圓滿演出之後，馬思聰才展開自己的小提琴演奏會；在妻子王慕理的伴奏下，由台北到高雄沿著鐵路線各大城市舉行演奏會。他的指揮與小提琴演奏，備受各界期待，許多當時的音樂、文化界聞人集體執筆為文，出版專輯特刊（參閲註2），介紹推崇其指揮、小提琴演奏與《思鄉曲》等作品。
顛沛流離的馬思聰
1912年馬思聰生於香港與汕頭間的海豐縣。11歳時（1923）隨長兄馬思齊赴法國，先後進入南錫音樂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Region de Nancy)、巴黎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與作曲。
1931年學成歸國後，在廣東戲劇研究所擔任樂隊指揮。三個月後參加創辦「私立廣州音樂學院」並出任院長；1933年擔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講師。1937年轉往廣州，受聘為中山大學教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譜寫了許多抗日歌曲。1939年隨校遷往雲南，翌年轉往重慶，出任「勵志社交響樂團」指揮。後來因為反對為外賓作席間演奏而被辭退。當時的立法院長孫科後來敦請他組織「中華交響樂團」，在此擔任指揮一年有半。1941年轉赴香港至香港淪陷後，又逃返故鄕海豐。過完春節後趕赴浀江縣，再度執教於中山大學，後並隨校遷往石坪。
1944年日軍發動湘桂戰爭，馬思聰帶妻女避難，經梧州、柳州、桂林、貴陽、昆陽、重慶，1946年抵達上海。同年上海音樂協會成立，馬思聰當選理事長。
中國淪陷後，馬思聰被推舉為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副主席。1950年中央音樂學院在天津成立，馬思聰被任命為院長。
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音樂家
馬思聰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音樂家之一；他是傑出的小提琴演奏家、指揮家、作曲家、教育家。尤其是他演奏小提琴的技藝，在當時的中國「國人無可與比擬者」「馬思聰之不朽事業，不僅在其神技，並在其創作。」（註2）
馬思聰自17歲（1929）起也開始作曲（註3）。終其一生，重要作品編號逾60有餘，計有：古詞與新詩歌樂（獨唱、合唱）、小提琴與鋼琴獨奏曲和奏鳴曲、鋼琴獨奏曲和奏鳴曲、小提琴奏鳴曲、組曲、鋼琴與絃樂三重奏、絃樂四重奏、五重奏、小提琴協奏曲、話劇與舞劇配樂、影片配樂、管絃樂、交響樂、芭蕾舞劇與歌劇等，作品形式多達23種。
馬思聰開始作曲的頭幾年，寫了一些富西洋色彩的作品，直到1936年才在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民歌，而漸漸走上民族風格之路。翌年譜寫的傳世名作小提琴曲《綏遠組曲》（又名《內蒙組曲》）確定了他一段道路的起點。之後，終其一生走着這條路，證明了民歌的泉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他建議作曲家們「要了解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一切，向我們的土地吸取寶藏。除了認識一些民歌之外，還要瞭解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只有深切地把自己強化到變成這土地的一部份，才能正確地走上民族風格的路，而從這裡開闢自己的路。」（註4）
近代中國動亂頻繁，人民無法安定生活。在顛沛流離中，馬思聰沒有中斷演奏，甚至還不斷的作曲。抗日戰爭期間到全國各地演奏，為種種目標募款，盡過不少義務；也因為遍走各地而深刻瞭解體驗到各地方風土人情，吸取其民歌並擷取其精華，融為作曲素材，再轉化成感人的樂章，產生了許多普受喜愛，感人至深的名曲，如：《綏遠組曲》、《西藏音詩》、《小提琴協奏曲》，以及《搖籃曲》、《跳龍燈》、《牧歌》、《跳神》等。
一首原本樸素無華，平凡不起眼的綏遠地方鄉土俚俗歌謠：「城牆上行人，城牆下走馬，掉不回那個頭，思想起咱包頭，咱就牙兒肉兒抖」，馬思聰卻能擷取其深層哺養的養份，發展譜成一首沁人心脾、挑起鄕愁情緒，又撫慰思鄉心靈的《思鄕曲》。由此可見其深諳土地氣息，深刻體會風土民情。中國自清末列強侵略、民初軍閥割據動亂，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社會動盪不安，飽受苦受難的人民離鄉背井，流離失所。這首《思鄉曲》使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聞之熱涙盈眶，卻又由於想起故鄉的美好與溫暖而更加心切。
許多音樂學者認為「從經驗與技術的修養，馬思聰無疑超越聶爾與冼星海」（註5）。己故作曲家許常惠教授就有這樣的評價：「馬思聰的音樂充滿了濃厚的民族性，在他們那一輩的作曲家中，我最欣賞他。」也有許多作曲家認為馬思聰精湛的小提琴技藝，與他善於掌握此樂器特色的背景，他的小提琴作品最為出色，《思鄉曲》最能感動華人的心靈，激起熱淚，就是顯例明證。我國蜚聲國際小提琴家林昭亮因此尊稱他是「中國的克萊斯勒」。
衝破鐵幕，投奔自由
震驚世界，殘害人權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許許多多的知識份子、學者、藝術家都遭到了慘無人道的迫害。馬思聰也從北京的社會主義學院集訓中，被揪回中央音樂學院批鬥，遭到種種非人的凌辱，被關進牛棚。紅衞兵還衝進馬思聰家批鬥馬夫人——鋼琴家王慕理，也是馬思聰長期的演奏搭檔。馬家遭到了大抄家。
1967年，55歲的馬思聰被迫和妻子兒女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逃離中國，於元月21日抵達美國，四月在紐約舉行記者會，控訴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殘暴真相。馬思聰的出走，株連馬家親屬數十人；《相見時難別亦難》就是馬思聰懷著極端沈重的心情，抒發被迫離開祖國的愁緒所譜寫的樂曲。
「愛樂」協辦巡迴台灣各地演奏
慶祝雙十節紀念演奏會節目單。圖／陳義雄提供
當年馬思聰神奇的逃離中共鐵幕，投奔自由，轟動世界。來台巡迴演出也成為國際新聞焦點，提升了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是國家的一件大事。巡迴演出的籌備工作就交給「中華民國音樂學會」執行。這個全國性的「學會」，看起來名堂滿大的，可是音樂界知情人士都知道，整個「學會」實際工作人員只有一個——總幹事汪精輝先生（理事長是戴粹倫教授）。在這位前輩的請託下，筆者主持的「愛樂音樂社」協辦，負責掌理巡迴演出之音樂會事宜；筆者擔任主編，當時唯一的音樂雜誌「愛樂月刊」社，印贈全部音樂會的節目特刊——美術名家朱守谷，負責特刊封面的設計，筆者撰寫樂曲解説文，劉志雄執行特刊之編輯和印製事務。
1968年是台灣政府訂定的「音樂年」，為響應這一年，馬思聰伉儷於3月31日飛抵台北，4月8日晚上8點在中山堂舉行投奔自由以來的第一場演奏會，隔日於同一地點舉行第二場演出。歷經十多天的休息與遊覽寶島風光之後，20日在台中市、22日在台南、23日在高雄、30日再回到台北市國際學舍，各舉行一場演奏會。
1972年再次來台，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3場（5月11、12日，6月10日）之外，也在花蓮、嘉義、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演出。
二次來台都長時間停留，環島巡迴各地演奏之餘，也四處遊覽台灣的名勝古蹟，體會台灣風土民情，瞭解沈浸在這塊土地的氣息，蒐集民歌謠曲，有了豐碩的成果。返回僑居地的美國後，產生了以台灣民間音樂為素材、內涵的作品——合唱曲《阿美山歌》與小提琴獨奏曲《阿美組曲》、《高山組曲》。
1977年1月，馬思聰第三度來台，自25日起至2月6日在台南、高雄（26、27曰二場）、台中、台北（中山堂二場）、基隆、新竹演奏。此次演奏曲目除了西洋名曲，他的舊作《思鄕曲》、《牧歌》、《秋收舞曲》、《跳神》、《喇嘛寺院》、《跳龍燈》、《迴旋曲》之外，每場演出都演奏了新作《阿美組曲》，熟悉的曲調和旋律，使聽眾倍感親切，激發了熱烈的迴響。咸認為是前此以台灣音樂素材所譜成的最佳小提琴作品。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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