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史惟亮與許常惠二位前輩音樂家，無疑是戰後台灣音樂史上貢獻卓著的巨擘。這二位出身早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的傑出校友，雖然在行事作風與製樂（作曲與樂教推展）風格有所不同；一嚴謹一浪漫，大異其趣，但在音樂理念上有共通之處，在民族音樂的奠基，有相同的共識與貢獻。兩人共同從事戰後臺灣首次最大規模的「民樂」採集——他兩領導採集保存的，不單只是一般所謂的「民歌」，也涵蓋了傳統的戲曲與民俗音樂，是全方位的民間音樂之採集整理。
史惟亮教授對台灣民樂採集有重大貢獻
生於憂患苦難的國家，史惟亮從青少年時代就剛毅投入抗敵工作，遭受折磨，大半生顛沛流離，克苦自勵，嚴謹律己有逾清教徒的生活。一生專注為國家、社會做事，從來沒有為自己活過，因而體能耗盡，以50出頭英年有為之齡早逝，抱憾沒能走完規劃的理想之路，其民樂採集保存未竟之志業，續由許常惠獨行。
保險業有一招攬壽險的名句：「活得越久，領得越多。」比史惟亮多活了二十多年歲月，使許常惠有機會多做了些事，厚增聲望，集作曲家、音樂教授、民族音樂學者、亞洲曲盟榮譽理事長、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董事長、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等頭銜於一身，又獲頒法國文化部「騎士勳章」、總統府頒授二等景星勳章⋯⋯成為音樂界擧足輕重的泰斗人物。
2001年元月1日凌晨4時50分，這位台灣樂壇巨擘，因腦瘤病變逝世。電台、電視台用很長的時段專題播報，頌揚其一生；各大報以巨大篇幅，長篇累牘刊登報導與評論文。其中真情流露的哀悼文有之，也不乏趨炎附勢者，或揑造或扭曲史實自抬身價者，其文章內容未依史實公正論述，充滿溢美之詞。尤其有關臺灣民歌的採集一事，某深具影響力的大報，竟獨尊許常惠，譽「許常惠奠定民族音樂基礎。」卻全文無一字提及主導者史惟亮教授。之所以如此，應是𦘦因於史教授的早逝，其事蹟與貢獻，被罹患嚴重歷史失憶症的臺灣樂壇人士所淡忘。報導評論文章也沒能為讀者點出許常惠教授名實相符的成就與貢獻。在細心的音樂界人士詳閲下，看出許多在時間㸃與事實明顯兜不攏的漏洞，而質疑其真實正確性。
東吳大學音樂系主任彭廣林教授即其中一位。他向撰文記者指出其報導不正確之處。但似是不為記者所接受，因而建議記者訪問筆者求證。
樂壇名家、耆宿如林，足可諮詢，何以彭教授要記者找名不見經傳的筆者求證？因為他知曉筆者熟識史、許二位前輩，曾長期追隨、共事，或參與，對許多事務有全盤的瞭解。
筆者母親世居彰化縣和美小鎮，與許常惠家同鄕，有世交之誼。筆者二哥陳武雄、許常惠與鹿港出身，文學、音樂、藝術才華洋溢的林曲園（在巴黎「車禍」死亡，疑是遭政治謀殺）是台中一中求學時代，學校著名的「死黨」，交情莫逆有如兄弟。許常惠是由家兄陪同赴基隆港出國留學深造。1959年學成歸國，6月2日「昨自海上來」（註1），也是由家兄前往基隆港接風。住在姐夫家二曰後，個性不羈的許常惠就搬過來與我們同住，直到他購買了松江路45巷2號的房子（註2)。近水樓台，很自然的，筆者就成了許常惠學成歸國後的第一個「討教者」；「名師出劣徒，徒使名師蒙羞，就是海飛茲的學生，也不必招搖！」早年音樂雜誌上的一篇諷文，使筆者深自警惕，而從不以名師之徒自炫。
是誰先發現陳達的？
筆者大學時代就參與當時的音樂雜誌《功學月刋》的撰稿與音樂活動。畢業後擔任昔日臺灣唯一的一本音樂雜誌《愛樂月刋》主編，掌理臺灣史上第二家音樂藝術經紀機構「愛樂音樂社」（後改組為「樂府音樂社」）。經由許常惠之介紹，得以認識心儀已久的史惟亮教授，並得到請益之機會。
史、許二位前輩早期的音樂著作：史惟亮的《音樂欣賞》《浮雲歌》《新音樂》，許常惠的《巴黎樂誌》《音樂七講》都由當時創立不久的「愛樂書店」出版，列為筆者執行編輯的「愛樂文庫」1-5集。
1965年史惟亮與許常惠共組「小路合唱團」，專唱世界各地民歌，由筆者擔任合唱團總幹事。此為三人共事之始。
1975年，在時任「國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科主任的史惟亮教授提議下，筆者掌理的「樂府音樂社」（Pro Musica Artists Management)與「國立藝專」簽署了臺灣史上首次的「音樂建教合作」；彭廣林即此項建教合作首位受惠的學生。
臺灣史上第一座視聽圖書館「洪建全視聽圖書館」籌備創立時，由林宜勝主持規劃（後來任館長職），史惟亮教授與筆者獲聘為顧問（圖書館成立後，許常惠教授也曾短期加入為顧問。），共同為圖書館規劃音樂書籍與影音錄製之出版，以及演藝活動。「中國當代音樂作品」之音樂會與全集唱片之錄製出版（共4張LP黑膠唱片，含括馬水龍、賴德和、李泰祥、溫隆信、沈錦堂、游昌發、戴洪軒、徐松榮、許博允等人作品）即為主持人與顧問三人通力合作的代表作之一。
1967年7月展開的「民歌採集運動」，筆者雖因工作關係，無法投入實際的採集工作，但有參與採集事前的整體規劃工作。
這位記者沒有如約來訪問，只採取通過電話來詢問：史、許二位是哪位發起主導這一波大規模民歌採集運動？是誰先發現陳達？
筆者認為史、許兩人合作共同領導這項民歌的採集，是最圓滿合理的事實，誰是主導、發起者，其實不是很重要的事。如果一定要區分判定分明，在電話中，筆者提出一項事實：民歌採集運動之經費，來自范寄韻與陳書中的捐贈，兩人都是史惟亮的朋友，許常惠因史惟亮的介紹而認識。也講了一個很少人知道的感人故事來佐證：
一卷陳達錄音帶裡 留下重要文化傳承和人性光輝
1976年7月下旬，史惟亮教授因疑似肺癌住進榮民總醫院。筆者與長年樂教推展工作伙伴，當時「洪建全視聽圖書館」館長林宜勝，關懷史教授的健康而時常到醫院病房探視。翌年，史教授病情日漸轉劇，言語出聲極為痛苦，我們大多只在病房陪伴，少有交談。二月某日（己記不得日期了）午後，許教授也匆匆來到病房，數句關懷問安話語後，不善虛偽掩飾的許教授，就道出了此來探視的目的：
「陳達的錄音帶放在那裡？」許教授問。
「在藝專辦公室。」史教授痛苦虛弱的聲音回答。
「辦公室的什麼地方?」又問。
「得我自己回去才找得到。」再次痛苦微弱的聲音回答。
「告訴我你放在那裡，我可以去找呀！」再問。
「得我自己回去才能找到。」再次虛弱痛苦的回答。
「哎呀，陳達現在正在《稻草人餐廳》唱，要打鐡趁熱啊！」拿不到陳達的錄音帶，許教授無奈的乾笑數聲，就無趣的離去了。
隨後，我們也告辭。回到家，才剛進門，電話鈴聲響起，拿起聽筒，傳來史教授公子史擷詠的聲音：「我爸爸請你再過來一下。」
心想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這麼急着要我再過去？忐忑不安的立刻趕回病房。
「請你把這卷錄音帶交給林宜勝和簡靜惠，請洪建全基金會做一件好事，義務把這卷陳達演唱的錄音帶製作成唱片出版，發行出售，全部出售所得，用來作為陳達養老基金，安定他的晚年生活。」史教授徐緩微弱的聲音說完話，遞給我一個牛皮紙袋，裏面放著的正是許常惠教授想要的陳達演唱的錄音帶！
接過牛皮紙袋，激動湧上心胸，低着頭急步走出病房，怕被史老師看到我盈眶眼涙；天啊，自己都病重成這個樣子，來日已無多，卻還在憂慮關懷別人，惦記著一位民間孤苦老藝人暮歲的安養！這真是人性的光輝，大愛之極至！！
簡静惠是當時「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執行長，一位具有文化觀的企業家，也是一位優秀的作家。林宜勝是基金會轄下視聽圖書館的館長，其音響學識造詣之高，令史教授佩服而禮聘到「國立藝專」擧行一系列的演講，肇始了臺灣音樂科系聲學（Acoustic)課程的開辦。
聽完筆者敘述史教授的請託話語，簡、林二位同樣動容，深受感動，齊聲表示：「這是基金會義不容辭的事！」。簡靜惠還要求筆者與林宜勝，翌日陪同前往榮總探視、請益。
洪健全基金會出版「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
就這樣，1977年六月，史惟亮編著「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老藝人陳達的唱片一張，附上史惟亮撰文分析的書一册。收錄有：<思想起><四季春><五空小調><牛母伴>四曲調。
唱片所附的書是史惟亮鞭辟入裡的析論，附有歌詞和曲譜。記譜：榮光湄/記詞：黃麗芳。
書𥚃除了主要的析論文之外，登錄一篇史惟亮寫於1971年9月《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初版（史惟亮創辦的「希望出版社」出版）的「自序」：
陳達，屏東恆春鎮人。沒有學歷，沒有財產，也沒有人覺得他的生命有多少價值。但是他卻是我們民族音樂最孝順的兒子，和最忠誠的衛士。在陳達的歌聲中，我們可以找回失落了的自我，認清什麼是純正的「國樂」；並且，在其中獲得溫故知新的啓示。
民間音樂的研究剛剛開始，己經考驗了多少真實與虛偽的人性，經歷了多少無情、冷漠、訕笑與誣蔑的風雨。然而民間音樂只是說：「我是寳石」、「我永遠是寳石」。
民間音樂是寳石，不在於誰將它佔有。它可以在世俗中發出奪目的光彩，也可以在深山萬水裏永世埋藏，這兩個結局，增損的也都不是它自己。
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也許還不能讓那些短視的人，回頭來參加琢磨寳石的工作，但至少可以安慰的説：「我們已經刮去了一些民間音樂的污垢，讓中國人看看它的真面目。」
簡靜惠寫了呼籲廣大社會大眾支持的「序」：
「陳達是一位喜愛歌唱的老人，他的歌藴含了我古老文化純樸的美與本質，聽他的歌，有著一種懷念與孺慕，相信您我都有同感。
陳達老了，他的歌聲己漸諳啞，不復往日的深沈，而更令人感到難過的是他坎坷潦倒，精神恍惚地生活著。我們有責任讓他的歌唱藝術長留，也應使他能夠平靜地渡過他的晚年。
《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是一張唱片及一本小册子，是陳達滿含鄕土傳統的歌聲，以及有關鄉土民謠的文字。基金會受史惟亮教授的重託，將之再版，除了延續我鄉土音樂的根脈，也對這麼一位終身歌唱鄕土的老人在生活上的安定盡一份棉薄之力，以再版唱片的全部收入，為陳達設立專戶，讓他有個了無牽掛的晚年。
對我國音樂的關懷與喜愛，您我均有同感，希望對這具有雙重意義的事，能經由您的力量而使更多的人知道，呼籲廣大社會來支持這件事，使我國的音樂能延續而不斷的滋潤豐富。」
台灣的國寶 先被商業炒作繼而棄如敝屣
林宜勝則在唱片封套的封底，寫了一篇有關陳達的藝術是在學術或在民俗的申論文，也以陳達為引，呼籲善待、慎視我鄉土文化保存與延綿。
「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的出版，雖然受到文化學術界的重視，也經行政院新聞局評審，獲選為第一屆唱片出版「金鼎奬」，於1978年11月11日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頒獎典禮。然而，它畢竟是屬於一般社會大眾沒有正確認知、漠視的民俗說唱藝術，不是老少咸宜，普受大眾喜愛的時尙流行音樂，又沒能在商人炒作陳達餐廳演唱的時間點「打鐵趁熱」配合出版推出，因此出版銷售不如預期，銷售所得不足以安定陳達的生活。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簡靜惠，慨然特別編列經費自行購買，以種種名義贈送各界相關機構與音樂、文化界人士，用這項編列的經費來補足安定陳達晩年的生活費。
陳達經史、許等人發現、宣揚後，他的說唱藝術受到重視，在某些唯利是圖者眼中也有了商機。他曾被帶到繁華的都市餐廳做商業的炒作演唱，以榨取利益。當他年老羸弱，中氣不足，聲音諳啞，齒搖斷落，口齒逐漸不清時，遭棄如敝屐。晚年生活潦倒，嗜酒如命，又罹患精神妄想症，晚境淒涼。幸賴史惟亮教授的關懷與洪建全基金會的義助，得以稍有安定的生活。
1981年4月11日，就在他的家鄉恆春，神智不清過馬路時，車禍死亡。洪建全基金會因此未再繼續出版其唱片。這張陳達演唱藝術顛峰末期，最佳錄音唱片己成絕版。據說在陳達晚年還有人曾經再找他演唱錄音。但我們都瞭解，這些都是陳達演唱走下坡後的錄音成品，遠遠比不上洪建全基金會的再版；這也是許常惠教授先前不自行找陳達再度錄音，却要到病房索取那卷原先錄製之最佳演唱錄音帶的原因。最佳演唱錄音己絶版，但據悉後來市面上有相同錄音錄製的CD出售，如是盜版，應嚴予譴責取締。
註1:許常惠作品5之2號室內樂詩《昨自海上來》寫於巴黎留學時期 。1958年榮獲國際現代音樂協會（ISCM)徵曲比賽室內樂佳作獎。翌年4月21日於日本東京首演，普獲佳評而由日本著名的龍吟社出版。
本曲是許常惠的成名作，是以弦樂四重奏搭配女高音獨唱的室內樂曲。歌詞取材自日籍友人高良留美子的日文詩，由 許常惠與李嘉共同譯為中文。此曲題獻高良留美子。
註2:此屋後來經筆者介紹，由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創團團員，擔任「樂團首席」長達二十多年的黃景鐘老師（筆者恩師）購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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