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台灣的文化人來說，告別陳映真就是告別自己的青春時代，批判陳映真就是否定讓自己曾經熱血沸騰的理想。我當然知道，說陳映真是中共的奴才，會傷害不少與陳映真有交往的文化人的感情，也會惹惱不少死守「政治正確」和「中華文化」兩種意識形態的文化人。果不其然。
偷樑換柱，不是正確的對話方式
我在臉書上批評說：很多標榜有反抗精神的知識分子，一遇到中共暴政，就成了奴才。
傅月庵先生回應說：也有些碰到資本主義就軟腳的，差不多吧！^_^ 台灣的偉大，非僅在於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更在於容忍主張與大陸統一的自由。至於奴才，擁護美國暴政而沾沾自喜選對邊者，同樣是奴才！
我回應說：我從來沒有否定過台灣統派的言論自由，也不是因為陳映真是統派而批評他。請注意我的批判焦點：諂媚中共，甚至支持六四屠殺。這已經超過了人性的底線。對於那些「寧做中共奴，不當台灣人」的公眾人物，尖銳的批評是理所當然的。陳映真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傅先生的回應方式很有意思，我沒有想到一位似乎學富五車的文化人，思維方式跟中國的五毛、憤青是一樣的。正確的對話、討論方式應當是，就問題本身展開對話，而不是偷梁換柱、轉移話題。中國的五毛、憤青的辯論模式是：你說中國有很多地方不好，難道美國就十全十美嗎？你為什麼不批評美國呢？傅先生簡直如出一轍：你指責陳映真，你為什麼不反省自己？若說陳映真投靠中國，你不也投靠美國嗎？
美國當然有值得批判的地方，我對美國的批評甚至寫成了一本書。但是，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不是獨裁暴政，這是大部分人都認同的常識吧？美國至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我在美國寫了很多文章批評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向我施加過任何壓力；而我在中國批評溫家寶、胡錦濤、習近平，被軟禁、被跟蹤、被綁架、被毒打，差點為此付出生命代價。如果硬要將美國跟中共同等對待，就只能用香港人慣用的一個名詞來形容：左膠。
傅月庵先生回應說：我沒將中共與美國同等對待，我是將不自覺擁抱美國者與自覺擁抱中國者同等對待（屠殺己國人民與屠殺他國人民，到底誰可惡？永遠扯不清的。）至於假批判之名而稱人「奴才」者，那是低劣了，不值一說，尤其當出自一名基督徒之口。
陳映真晚年很多事我也無法贊同，但我不會稱他「奴才」，也無法忍受人家稱他「奴才」。如此而已。要說偏見，這是個人很主觀的偏見。
你若是說「不對！」「大大錯了！」我都沒話講。偏要將人家一輩子沒轉彎的坦蕩信仰與選擇，說成是屈膝事主的「奴才」，那真是不可忍了。你想想，有人說你的信仰與選擇乃是「搶著當帝國主義的走狗」，你作何感想？——沒有這種設身處地的同理心，言論自由恐也是講講而已。我滿腦子偏見，得罪了，也只能請見諒！
六四屠殺隔年，陳映真即率統盟訪問北京
我的回應：說陳映真是奴才，不是我的「主觀偏見」（我說晚年的陳映真是共產黨的奴才，並不意味著我全盤否定他早年的文學成就）。
我說陳映真是共產黨的奴才，是有事實支撐的。除非你否定這些事實，才能爲陳映真摘除「奴才」的帽子。1990年，六四屠殺的血跡未乾之際，陳映真率領一班「統盟」人士到北京訪問，受到江澤民的親自接見。隨即，陳映真發表若干支持六四屠殺的言論，讓當時四面楚歌的中共心花怒放。
即便在統盟內部，陳映真的這些言論也受到杯葛。當時也是統盟成員的香港老作家寒山碧指出：「本人的《鄧小平最後歲月》（1993年出版）就說得很清楚。統盟裡胡秋原、錢江潮、尉天驄和本人等在言談間一直在譴責中共此一行為。至於其他掌權者，確有媚共行為。」
1990年代遞交的那張投名狀，在2006年終於成了一本萬利的股票。陳映真到中國定居後，其著作在中國出版了多種簡體字版，但並沒有多少讀者和多大的印量，也不可能獲得鉅額稿費。王曉波說，陳映真晚年在台灣窮困潦倒，去中國時差不多身無分文。那麽，陳映真在中國靠什麽維持生活呢？尤其是他一開始住在奢華的釣魚台國賓館，後來中風病倒之後又享受副部級的醫療待遇。
一般人用腳趾頭都能想出來：陳映真是被共產黨包養起來，吃的喝的，都來自於共產黨從人民那裡掠奪來的財富。共產黨用鉅額經費包養陳映真，難道經過納稅人的同意嗎？陳映真對中國做出了哪些貢獻，讓他可以享受這些待遇呢？對陳映真來說，這樣被包養起來，難道是出於傅先生所說的「坦蕩的信仰和選擇」嗎？如果陳映真是真左派，他能感到心安理得嗎？這難道不是「屈膝事主」嗎？
如果說陳映真的信仰是坦蕩和真誠的，他為什麼不堅持左派理念，站在中國的窮苦大眾一邊，嚴厲批判共產黨政權奴役上億農民工的惡行呢？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陳映真為什麼還要迫不及待地向中共唱讚歌呢？從詆毀天安門民主運動中的學生到攻擊香港爭取普選權的市民，他難道不是忠於共產黨而不是忠於良心的「統戰工具」嗎？
陳映真與余杰，不應錯誤類比
傅先生爲了替陳映真辯護，對我展開一系列的攻擊。我需要澄清的是，我離開中國與陳映真離開台灣，背景完全不一樣。我是因為被共產黨秘密警察施加酷刑、險些失去生命，才被迫離開中國，宛如當年彭明敏被迫逃離台灣一樣。陳映真為什麼要離開台灣呢？2006年的台灣已經事先民主化了，有誰迫害他呢？而且他在台灣也享有全民健保，不至於生病得不到醫治。
其次，我在美國的生活跟陳映真在中國的生活根本不一樣。陳映真靠共產黨養活；我流亡美國之後，從來都是自己努力工作，自食其力，不曾拿過美國政府一分錢。我永遠保持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我竭盡全力地說真話，批判中國，批判美國，也批判某些台灣人。在美國的華人中，大概沒有人比我對奧巴馬的批判更猛烈了。我熱愛的是美國建國之初的《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和背後的清教徒精神，我對現實中的美國政府和政治人物的批評向來不假辭色，我在中國的時候如此，到美國之後仍然如此，何來傅先生所說的「軟腳」、「擁抱」之類的污衊之詞？
最後，我的結論是：看到傅先生的言論，我真的感到很遺憾。一個似乎讀過很多書的讀書人，卻如此邏輯混亂、是非不分。傅先生受不了我對陳映真所下的「奴才」的評語，並「仗義執言」，似乎頗有儒家溫文儒雅之風。可惜，傅先生拿不出一個事實來爲陳映真辯護，除了無端攻擊批評陳映真的人之外，別無他法。若沒有公義和正直爲準繩，「禮貌」不就成了偽君子的遮羞布嗎？
詩人廖偉棠對陳映真的這番評價於我心有戚戚焉：「陳映真先生的極端，來自他早年對白色恐怖的反彈，也來自於對自身信仰過於執迷的盲目。去過蘇聯之後，紀德與沙特的反應是不同的：紀德選擇了說出真相，沙特選擇了識大體繼續挺法共，最終與另一個堅持真相者卡繆反目。陳映真先生也選擇了沙特曾經選擇的，他在1989之後北上，獲當政者禮遇，蒙蔽了他理應目擊大陸重重傷痕之眼，竟把鎮壓學生的政權與當年台灣鎮壓左翼的政權區別對待，這是最令人痛心的。」
我理解那些曾經與陳映真有過友情的前輩對他的溫情回憶，也理解那些受過陳映真啓蒙的後輩對陳映真的感念。但是，我也希望這些朋友理解作為六四屠殺的「倖存者」與「後來者」的我，對於任何一個跟六四屠夫「共舞」的文化人的出離的憤怒——正如沒有一個猶太人能對「納粹大屠殺就是好」的言論無動於衷，沒有一個愛台灣的台灣人能對「二二八只是一個小案子」的言論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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