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15日召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四場公聽會，文史工作者李禎祥在發言時指出，要處理台灣的轉型正義問題，必須從台灣人權侵害的特色去了解，才能參考國外的經驗，為台灣量身訂造適合自己的轉型正義工程。
李禎祥舉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權侵害是以「屠殺」為主，台灣雖有二二八大屠殺，但時間比較短暫，長達40多年的白色恐怖是以「審判」為主，羅織大量的政治案件，要推動轉型正義，就必須對這些案件做一個「總處理」。
但，他說，這些案件的內容和性質差別很大，如何設定處理標準和模式？而案件的高峰在1950年代前期，受難者都凋零得差不多，如何針對個案重啟調查？白色恐怖有很多隱性死亡人口、受苦受難的家屬，以及受過政治迫害的非政治犯，（如海外黑名單），他們都不在政治案件裡面，轉型正義要怎麼處理這個區塊？
李禎祥指出，對於政治案件的真相釐清，如果要循法律途徑來解決，如上訴、重啟調查等，還會面臨一個問題，因為台灣的司法體系還停留在威權時代，特別是馬政府的司法，更倒退到1980年代的水準（以司法作為對付政敵的工具），這就產生弔詭：一個有問題的司法體系，如何來「平復」司法不法的問題？一個威權時代的司法體系，如何來解決威權時代的政治案件？
李禎祥說，台灣由於威權年代持續將近半世紀（1945-1991），因此整個國家都被扭曲，每個人的陰影猶在，以他對台灣轉型正義工作的觀察，相關公務員會自行選擇「安全」的距離，做「安全」的事，「給你七折八扣的做」，加上台灣人做事有一種潦草心態，不像日本人和德國人那麼認真。
因此，他強調，轉型正義在推動上就面臨一個成敗關鍵：思維和心態停留在舊時代的公務員，如何把轉型正義這種新時代的工作做好？誰來執行？誰來監督？誰來帶動？「德國轉型正義帶給台灣的最大啟示，就是強調實質的作為，以及有品質的結果，他們是一直做一直做，而不是喊喊口號，搞搞表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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