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島琉球漁民慰靈碑
早就聽說基隆和平島有一座琉球漁民慰靈碑，但第一次上島時，尋尋覓覓數小時都沒有找到。第二次去和平島，雖有在地朋友帶路，也走錯了幾次，才找到目標。
我們的車先是錯誤地開進台灣國際造船公司基隆廠內，結果意外地發現一個計劃外的景點：中央研究院與西班牙考古團隊合作挖掘的四百年前西班牙古教堂遺址。在這塊面積約半個籃球場大的挖掘區域內，考古學家發現了四具遺骨，透過DNA鑑定，證實為歐洲人，而遺骨的擺放姿勢，似歐洲傳統的宗教習慣——古時歐洲將傳教士遺體埋葬在修道院。由此判斷，此地極有可能是西班人佔領時期所建的古教堂遺址。至於西班牙人一六二六年所建的聖薩爾瓦多城，或許就在附近。
繼續開車進入公園。沿著和平島海岸線漫步，可以看到獨有的海蝕地形。由於終年受到東北季風吹襲以及海浪拍打侵蝕影響，加上和平島海岸屬於沉降海岸，造就許多奇岸怪石的景觀，如海蝕平台、海蝕溝、海蝕崖、風化窗、海蝕洞、蕈狀岩、獅頭岩、熊頭岩等。
其中，千疊敷為豆腐岩地形，岩石長年受海潮侵蝕，變成一塊塊方形的岩石，遠望活像一片片梯田林立散佈，蔚為奇觀。萬人堆位於和平島北端的岩岸，因常年受海蝕風化形成許多奇石，貌似浴池、花瓣、梳妝台等，分佈散落四周的石頭，又如同人頭一般，稱為萬人堆。還有一處蕃字洞，洞長二十多米，傳說為鄭成功攻退荷蘭人時，荷蘭人的最後據點，蕃字洞內石壁留有古荷蘭文字。
最終，我們在遊客中心附近的海岸邊找到了琉球漁慰靈碑。這是一尊琉球打扮的漁民乘坐獨木舟，出海捕魚的塑像。主人公頭上纏著布條，赤裸上身，腰間亦纏布條，全身上下肌肉淋漓，強悍如古希臘雕塑中的人物。他昂首挺胸，左腳踏在船頭，右腳穩步船內，左手手持標槍，右手平指示前方，仿佛看到前方有大魚，即將投出標槍，發出致命一擊。他的臉上綻放著自信的笑容，臉龐如佛像般圓潤豐滿。
在紀念碑的揭幕儀式上，日本人安泉正祥揭開了一個小秘密：碑上石像的人物原型是他的叔公內間長三。一九零五年，內間長三從琉球到台灣捕魚，留在台灣約四十年，並傳授台灣漁民一種「射魚」技術，正是石像上男子所做的動作。內間長三跟台灣人尤其是島上居民感情很好，當時日本警察嚴禁他們將魚貨賣給台灣人，但內間長三默允台灣人取走，為此被警察逮捕，他向警方解釋這是朋友之間的默契給予而非買賣，才獲得釋放。由此可見，當時島上台、琉居民情誼深厚、親密無間。當地老一輩亦回憶說：「內間長三因為教和平島人所有海面上跟海面下的打撈技術，包括如何抓龍蝦，我們稱他「海大王」。」這尊塑像見證了不同族群在和平島上和諧相處的歷史，如聖經所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和平島在清朝前期稱「雞籠嶼」或「大雞籠嶼」，為北台灣最早有西方人足跡的地方，也是基隆最早有漢人入墾所在之一。一八七零年，為了要與東北方海上的「小雞籠嶼」區隔，改名為「社寮嶼」。因為島上最早的原住民為凱達格蘭族的巴賽人，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凱達格蘭人大雞籠社房舍聚集之島嶼」。
一九四九年之後，社寮島被改名為和平島。為什麼要改名呢？原來，國民黨是要掩飾二二八殺戮。二二八期間，社寮島成為一處殺戮現場。國民黨繼承了儒家文化中說謊、偽造歷史的悠久傳統，以及從蘇俄學來的現代極權主義統治模式，國民黨很會取新名字，將殺人之地改名為「和平島」，是何等理直氣壯、冠冕堂皇。此類改名，在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數不勝數，比如「鹿窟事件」發生地，以前叫做鹿窟村，後來被改名為光明村；關押和刑求無辜者的「鹿窟菜廟」，後來被改名為「光明禪寺」。國民黨以為改了名字，後人只知道新名字，就遺忘了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國民黨的企圖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長期的黨國洗腦教育，讓大部分台灣人不知道和平島背後的斑斑血淚。這就如同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新語」，這是大洋國統治者發明的一種蓄意削弱表達能力、壓制異見聲音的工具。最具代表性的三句「新語」，就是大洋國家喻戶曉的三句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歐威爾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於語言，語言的簡化和控制就是簡化和控制思想。」是故，轉型正義，當然包括地名正義，人們理應意識到，沒有正義的和平，實質上是屠殺的遮羞布。
基隆屠殺，琉球人成為「附帶傷害」的犧牲品
琉球與台灣的交往源遠流長。到了日治世代，琉球與台灣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兩地來往更是頻繁。早期社寮島住著很多琉球人，琉球漁民來附近海域捕魚時就住在社寮島，就像台灣漁民去琉球捕魚時就住在琉球群島一樣。日本戰敗前後，據人口統計，居住在台灣的琉球人大約有一萬四千名。台灣警備總部在一份接收報告指出，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底為止，首批被遣返的琉球僑民為五千人，還有近九千人滯留台灣，等待遣返。
和平島漁港是台灣北部地區最大的琉球人聚落，人數最多時，定居的琉球漁民有六百多人。二二八事件中，和平島估計還有三十多名來不及被遣返的琉球人，他們因為不會講中文，大部分成為槍下冤魂。
社寮島為基隆造船工業的集中地之一，有兩家船寮並有大量造船工人出入。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下午二時，基隆要塞司令部部隊配合國軍登陸而肅清街頭，實施兩小時的密集射擊，造成多名民眾死傷。憲兵第二十一團登陸後，基隆要塞司令部部隊會同登陸部隊，在基隆市區進行掃蕩。部隊主力則向台北地區推進，沿途見到民眾聚集之處則予以掃射，造成多人死傷。
三月九日，國軍第二十一師登陸，基隆奉令恢復戒嚴，並在隔天依照命令展開綏靖工作。三月十一日，國軍前往社寮島進行無差別掃蕩並逮捕民眾，除了逮捕約三十名琉球人，還連同數十名當地船寮的台灣籍工人和居民一起帶走。
三月十三日，部分民眾遭遇部隊槍決喪生。然而，只有七至八人的屍體在海邊被家屬尋獲，其餘大部分民眾從此失蹤。其中，已知失蹤者姓名的有：呂金土、劉新富、林西田、杜源昌、藍金旺等人，且僅有住在社寮島的劉新富留下照片。另外，船老闆吳北王、吳明新父子在遭逮捕後獲得釋放，不過與之同批逮捕的十一人中，共計九人遭到處決。
那是一場跨越族群的屠殺，不單單是外省人屠殺本省人那麼簡單。僅僅就和平島的情況而言，更準確的描述應當是：國民黨軍隊屠殺台灣人、外省人、原住民和琉球人等所有具備「潛在危險」的人等。
基隆文史工作者潘江衛表示，和平島海邊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地之一，大約有三十多名琉球人在此罹難，還有部分人從此失蹤。當時，剛好有一個新竹人跟四個琉球人出去，也被槍殺了。
本來安分守己、向海洋討生活的琉球漁民，不幸成了這場大屠殺「附帶傷害」的犧牲品。或許，琉球人的日本人身份，就是其「死亡烙印」。在國民黨軍隊眼中，說日語的人是必須殺掉的敵人。八年抗戰期間，國軍一直是日軍手下敗將，屢戰屢敗，狼狽不堪。直到抗戰最後一年，還發生了讓世人恥笑與震驚的豫湘桂大潰敗，重慶政府控制的小半個中國的疆域和人口，又丟失了將近三分之一。蔣政權的腐敗無能，由此暴露無遺。如果不是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獲勝，對日本發射兩顆原子彈，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單靠國軍的力量，哪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或許，長期在日軍陰影下憤懣怨恨的國軍官兵，這一次發現終於找到了報復的機會，可以對手無寸鐵人日本人（包括自甘為皇民的台灣人）開槍了，而且得到上層的許可，是何等愜意。然而，他們的做法，比日軍在戰爭期間對中國平民的殺戮還要惡劣——因為，此時此刻，戰爭已經結束了，包括琉球居民在內的日籍平民，並不具備任何的反抗能力。
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碑文
這座「琉球漁民慰靈碑」是在二零一一年設立的。據當地文史工作者指出，本來紀念碑要命名為「二二八死難琉球漁民紀念碑」，但當時基隆市長和議會議長都是國民黨人，當然不願看到國民黨的暴行被揭露，就威脅說如果用這個名稱，不批准設立紀念碑。最後，琉球受害漁民難屬和當地支持者們只好妥協，採用「琉球漁民慰靈碑」這個中性的名字設立紀念碑。從這個小小的細節就可以看出，台灣民主化已經三十年了，轉型正義卻多麼艱難，遇到的阻力有多麼巨大。
在紀念塑像背後，有中日文的紀念碑文，敘述建立紀念碑的緣由，原文如下：
一九零五年前後，琉球人遷居至基隆，形成一處多達五百六十人的聚落。台灣人提供琉球人居住的地方，琉球人也相對地將捕魚、造船和修理漁具等漁業技術，毫不吝惜地教導給基隆居民。台灣人曾經和琉球人互相合作，宛如兄弟姊妹般生活在一起，這是一個光輝燦爛且令人驕傲的史實。琉球聚落雖已消逝在戰火與重建的過程中，基隆居民費時勞心，收集起分散在社寮島（今和平島）附近西班牙人、荷蘭人、原住民和許多琉球人島遺骸，連同對琉球人的記憶，祭祀在萬善公廟內。琉球各界有志之士為感謝基隆市民祭祀其先祖，藉此機會表達感謝之意，並祈求兩國千秋萬世之和平，故立本石像於此。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琉球漁民石像建立籌備會會長 名域政次郎
發起人 許光輝、石原地江
碑文簡單敘述的歷史，稱台灣四百年歷史的縮影。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都曾到達和統治過台灣或台灣之一部分，這些外來者給台灣帶來現代文明，也都留下殖民統治的暴行。不過，就台灣民間而言，因為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對不同族裔並無歧視，人們將島上發現的不同族裔的遺骸一併收集埋葬和悼念，這種胸懷宛如大海一樣寬廣無垠。這是台灣人作為海洋民族的優勢。
此碑文沒有寫出來的文字，比寫出來的文字更多。在這篇碑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及二二八屠殺，似乎這個紀念碑跟二二八毫無關係。然而，二二八來是該紀念碑存在的根本原因。在這篇碑文中，也沒有列出遇難者和加害者的名字，他們都在歷史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篇碑文中，琉球聚落消失的原因被寫成是「戰火與重建」，其實這一區域並未經歷太多戰爭的洗禮，美軍並未直接攻打並登陸台灣及其週邊島嶼，而是跳過台灣、直奔琉球。社寮島的琉球人聚落是在戰爭結束之後的和平年代，被國民黨軍隊摧毀的。如果硬要說這是一場戰爭的話，那就是逃亡中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不同種族的住民的一場「無差別戰爭」。
我當然理解立碑者的一片苦心，在一個由國民黨所控制的城市，要書寫並發佈一篇揭露真相、伸張公義、譴責元凶的紀念碑文，幾乎毫無可能。國民黨官員會用各種合法的手段讓建立紀念碑的計劃胎死腹中。妥協是必須的。
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與其發佈這樣一篇掐頭去尾、語焉不詳的碑文，不如留下一座「無字碑」，反倒更能啓發後人自己思考歷史與現實之脈絡。
灣生尋父記
站在這座紀念碑前，我想起了「灣生」青山惠昭的水彩畫《和平島追思父親》。
一九三三年，青山惠昭的父親青山惠先從日本到基隆社寮島居住，後與從琉球來的女子渡慶次美江結婚。一九四三年，獨子青山惠昭出生於社寮島上的琉球人聚落。青山惠先在兒子剛五個月大時被日軍徵兵赴越南打仗。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三歲的青山與母親被遣返回日本，在父親的老家鹿兒島縣大島郡等候父親從戰場歸來。
由於戰后初期資訊不通，遠在南洋的父親青山惠先並不知道妻子和孩子已被遣返回日本，乃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乘船返回基隆尋找妻兒。誰知，他剛到社寮島家中，就被二二八事件的餘波波及，在社寮島八尺門漁港附近被國民黨軍隊攻擊，就此生死未卜。根據同船倖存者小橋川氏指出，他與青山惠先等人乘船抵達基隆港時，突遭武裝部隊襲擊，青山被抓走，有可能在社寮島千疊敷一帶遭殺害。
後來，青山昭惠花費了大半生找尋父親，卻毫無結果。這是一個大時代的暴風驟雨中普通人家的悲劇。
一九五零年，青山惠昭一家搬到美軍佔領下的沖繩居住，那裡是母親的故鄉。然而，青山和母親卻被登記為非琉球人，受到差別對待。後來，青山惠昭走上美術創作道路，還曾從事印刷出版業。
一九九三年，青山惠昭向日本法院提出父親作為「台灣二二八事件」犧牲失蹤者的訴訟。一九九四年，青山惠先「失蹤宣告」審判確定。
二零零七年二月，青山惠昭在被遣返回日本六十一年之後，第一次回到出生地台灣，參加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中樞紀念儀式。一個甲子之後，部分公義遲遲來臨。在此之後，他赴台十多次，追尋父親當年的足跡、參加追思活動以及繼續司法訴訟。
二零一三年，青山惠昭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六百萬元賠償。基金會理事長與行政院拒絕受理，理由是受害人是日本人，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並未簽署處理此類事件之相關互惠條約。於是，青山惠昭只好提出跨海訴訟。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七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二二八條例》對「受難者」並無規定專指中華民國國民，判決青山惠昭勝訴，二二八基金會應核發青山惠昭六百萬元，但仍可上訴。同月二十四日，基金會宣佈放棄上訴，青山惠昭勝訴確定。
之後，青山惠昭等二十多人回到和平島祭拜。青山對媒體表示，他要繼續協助其他兩個類似遭遇的人打官司，爭取最後的正義。
青山惠昭沒有找到父親，連屍體或骨灰也沒有找到，但他總算找到了遲來的正義。這座琉球漁民塑像，既是內間長三，也是青山惠先，又是所有不幸在二二八屠殺中遇難的琉球人。在台灣轉型正義的光譜中，不能缺少這個人數微少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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