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受難者蘇友鵬醫師去年過世，由蘇友鵬表姪龔昭勳所著蘇友鵬傳記《死亡行軍》13日下午在濟南教會舉行新書分享座談會，邀請政治受難者蔡焜霖、蘇友鵬長子蘇峰儀，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共同分享。龔昭勳引用蘇友鵬在世時常說的話，「請給我一位加害者就好，讓我能原諒他」，敦促政府重視轉型正義。
出席座談的蔡焜霖也談到當年蘇友鵬等人被押往綠島的情況，並感恩因此認識蘇友鵬且受到照顧、提攜，他也感慨國民黨在不同階段用不同手法「處理」台灣人，包括戴「紅帽子」和「白帽子」，國民黨指控戰後反抗的人，說關他們是「必要之惡」，他要大家不要被國民黨說的「必要之惡」騙了。而蘇友鵬的長子蘇峰儀則強調，寬恕罪行的前提，是真相、加害者必須認錯、悔改。
日本時代出生於台南善化名門的蘇友鵬醫師，是1950年代第一批遭受白色恐怖迫害的醫師受難者。幼年時天資聰穎，一路考取南二中、台北帝大預科、醫科，並在台大醫學院畢業後，成為台大醫院耳鼻喉科醫師，但只因為身上帶有魯迅的《狂人日記》便遭到特務逮捕，雖躲過槍決，但也在綠島坐了十年牢，在重返社會後進入鐵路醫院擔任醫師，退休後更積極投入白色恐怖關懷及政治受難者平反工作，然而去年9月因罹癌過世，終其一生未能盼得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的到來。而《死亡行軍》一書以蘇友鵬生命歷程為主軸，更是他一生的寫照。
作者龔昭勳說，以前受教育都教大家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認為台獨是錯誤的，他對自己的阿伯蘇友鵬其實不了解，20多年前他的爺爺最後一次搭機來台北時，他到機場接，他阿公帶他到醫院去看蘇友鵬，後來便搭計程車到醫院去，在診間停留不到5分鐘時間。
他說，那時阿公跟蘇友鵬說，「元気！がんばって（你還好嗎？加油），然後就離開了，沒有多講幾句話，那時不知阿伯是『前政治犯』，那時社會風氣還是非常沉」，2015年7月，他準備去英國演講，他再去廈門街找蘇友鵬，「我希望他跟我講他的故事」，這是他踏入這搜尋泥沼中的第一步。
「接著一次又一次訪問，到倉庫找舊資料出來，掃瞄、翻拍，拿錄音筆做口述歷史採訪，8月8日父親節，那天颱風非常大，台北市很糟殃，那天吃飯阿伯拿一個紅包給我，說：你要把故事講出來，這個給你，補你的旅費。過程中因為收到這紅包有很大壓力，我知道我要好好去做」，他說，從英國演講回來之後，蘇友鵬很關心他講得如何，是不是要寫書了？但對他來說，「寫書好像是外太空一樣」，擔心自己沒受過訓練，當時沒說不寫，也沒說要寫，只能用沉默來掩飾內心焦慮。
他說，直到前年年底秋天蘇友鵬生病，去年3月蔡桑（蔡焜霖）要找蘇友鵬吃飯，蘇友鵬又再問他何時寫書，「我知道他已經跟我講了3次，我不能不寫」，到了去年9月16日，蘇友鵬過世，「這件事（寫書）變成他給我的遺言，老實說我心裏非常沉重」，不但要寫出來，還要還原，把當時的故事讓更多的人知道。
「什麼叫歷史」，龔昭勳說，他印象最深的是，有個日本人告訴他「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也就是掌權者照他的想法而寫，在台灣40歲以上的人受過洗腦教育，當年他唸書時是「萬惡的共匪」、「偽政權」，這教育其實是假的，真實的歷史在哪，「在書店的歷史小說裏，真正的歷史都是野史，要自己找、自己翻」。
「死亡行軍」作者龔昭勳（右）敦促政府，把轉型正義做好。圖／唐詩
他說，他以阿伯給他這寫書的任務為傲，把台灣當時的歷史呈現出來，雖不會被列到教科書，但藉由此書可看到教科書沒教的歷史，前駐日代表羅福全曾告訴他「寫書非常重要。一個人的傳記可能只是時代的一點，如同影片的一格，但缺這一點、一格，就不完整」，這牽涉到週遭的人，事實不能忘記，要他好好把事實寫出來。
龔昭勳也引聖經中耶穌教導的主禱文，「赦免我，就像我赦免辜負我的人一樣（免了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就像蘇友鵬醫師在世時常說，「請給我一個加害者就好，讓我能原諒他」，因此他也要敦促政府，把轉型正義做好，「為台灣受難犧牲的長輩今天能坐在這談，是因為他們的犧牲奉獻，我們才能坐在這享受」。
政治受難者蔡焜霖則是提到，68年前的今天，在附近台大醫院的大樓，有幾位出色的醫師被押走，蘇友鵬就是其中之一，一年後的5月17日前，在附近青島東路的國防部軍法處監獄，有一些醫師、作家半夜被叫起，兩人用手銬、另10人用繩子綁著，一旁都是憲兵拿槍押著，走到華山車站搭火車到基隆港；另一批人從現在的內湖國小，也是半夜被叫起，兩人銬一起，用軍用車送到基隆港。這些人被押上美國送的登陸艦（LST）關在底艙中，裏頭都是曾載送的煤炭渣、水泥灰。艙中沒有廁所，若要小便就二人一起走到船尾，海水進來，吐的吐，放的放，在這樣像地獄的環境中，三天二夜搖啊搖地，很多人想著是不是會被沉海。
「過了三天，大家都已昏沈，因為也沒吃什麼東西，只有水和一個麵包，有人喊著「到了喔」，有人來解手銬，然後爬到上面，看到很美的山、樹、草，這就是火燒島，才知我們過了海，來到一個『天堂』」，很多人都是膚色白晰，因為沒曬到太陽，而大船無法靠岸，就用舢舨送上火燒島，這就是67年前5月17日的情形」，蔡焜霖說，他就是在那時認識蘇友鵬。
他回憶，當時島上的居民也來圍觀，在一旁竊竊私語，「這次要送一些比殺人放火擱卡歹的、擱卡大尾的人來」，但每個都像「白蟑螂」一樣，火燒島的人形容他們是「白蟑螂」，我們還以為是原住民，仔細一看沒人敢說話，後來就走過一片林投樹林，來到「新生訓導處」，大家就在那做夥。
「有很多老師，有高中的校長，很多國中、小老師，也有醫師、律師，和台大蘇友鵬醫師一起的」，他說，68年前和蘇友鵬醫師一樣，台大醫院內科主任許強醫師也抓了，當時被認為亞洲有機會得諾貝爾獎的，但許強後來在青島東路，就被拉到馬場町槍決了。13日胡鑫麟醫師和蘇友鵬醫師銬在一起，「兩人當時用德語（醫學教育當時都用德語），Todes Märsche，意思就是『死亡行軍』，就是憂心會被送去殺掉」。
他說，他在綠島認識蘇友鵬，蘇在日本時代讀書就很好，之後考入台北帝大的醫科，是這麼優秀的人，戰後也是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當醫師，「之後被抓去，他的學問和藝術上的修養，在火燒島是我們非常崇拜的偶像」，而在返台後政治受難者成立互助會，蘇友鵬也一直都是領導的角色；當年他在綠島還是個軟弱的孩子，也幸好遇到這些長輩，包括蘇友鵬和胡鑫麟醫師（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讓他能渡過那時痛苦的時光，而出來後再多的歧視、污辱，這些長輩也都一直幫著大家。「這一輩人的學問、修養與人格，都是他有幸在白色恐怖時代受到他們的栽培與疼愛。」
「1950來台的這個政府，帶著滿身的恨」，他說，國民黨敗退來台，蔣介石父子充滿了憤怒而來，但我們卻是傻傻拿著旗子歡迎他們來後，1950年代開始幫我們戴「紅帽子」，1960年代彭明敏教授提出自救宣言後，「他們開始換戴白帽子」，這就是從228開始，台灣人對國家暴力覺醒，但國家暴力用不同的手法來「處理」我們，台灣人對國家暴力的抵抗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
「到了今天，長輩們都一個個凋零了，我一定要把他們的理想、人格，差不多和我一樣二十歲被國家打死的這些難友，我一定要把所見的跟大家報告。雖然到現在我已經88歲，但還是很努力讓外國人知道台灣經過這樣的時代，用和平的方式來走到現在，至今問題雖然還是很多，但我還是很有信心希望能達到這理想」。
他說，2015年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下台，由洪孟啟接任部長，還不到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洪到景美人權園區參加紀念會，洪說真正的勇者是理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蘇友鵬醫師那時坐在旁邊，猛然想要站起來說「對」。他說，戰後醫生的抗爭比日本時期更多，但國民黨說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當時有省工委會案，國民黨說關這些人是「必要之惡」。
「這一點我要跟大家報告，不要被國民黨說的『必要之惡』騙了，拜託大家，我們已經不少歲了，我們從殺人時代走過，會報告給大家聽，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了，就要掛牌了，有景美、綠島人權園區，請大家常來走走看看，邀請年輕人來看，看看台灣人共同走過的歷史，這是他最大的希望」，蔡焜霖最後感性再表示，他懷念當時和蘇友鵬醫師一起在火燒島唱歌、抬石頭、做工的那些時光。
蘇友鵬醫師的長子蘇峰儀先感謝大家參加父親傳記發表會，及各方對傳記的協助與支持。他接著表示，德國的轉型正義有四個大方向，第一是釐清事情的真相，第二是還給受難者家屬正義，第三是賠償，第四是保證將來類似事情不再發生，而他個人也希望能促進族群的和解與原諒，但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
蘇峰儀表示，這四個主題都很重要，也都環環相扣，但連釐清真相都作不到，後面幾項也沒意義。台灣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才剛通過，需要社會、民眾和政府大家努力再進一步，把白色恐怖當時所有的真相還原，讓誰是主謀、誰是加害者、誰是幫兇，到現在還不是非常清楚。
「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報復，台灣的民主走到現在，我們也不允許什麼人身的報復，反而是說有了真相，我們才可以進一步的促進和解、開展未來」，他認為可參考德國怎樣把這真相可以揭露出來。
蘇峰儀接著提到有關赦免、原諒與和解的問題，他表示，個人是基督徒，上帝要我們寬恕別人，但上帝是厭惡罪惡的神，愛不是無條件要寬恕敵人的過失，而是希望、巴不得這些人可以改過向善，然後可以得到最後的救贖，「但是人有做過什麼惡，必須為他所有的行為，負上最後審判的代價。」結果是怎樣只能交給全能的上帝來做決定
蘇峰儀最後引用神學家說法表示，寬免惡行，便是視惡行如無物，視惡行恍若善良，若施惡行不認錯，便無從原諒。神並不是無條件要寬恕所有罪人，但要悔改赦免才有意義，「儒教的華夷思想，只要我跟你有仇，下一代還是跟你有仇，一千年後我的後代還是跟你有仇」，但不該倡導這樣的仇恨觀，「我們願意赦免加害的人，前提是請給我們真相，你願意認錯悔改，我就願給你赦免」，在這思考脈絡下，轉型正義的四個途徑就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