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馬英九卸下總統職務後，由於涉有多起的刑事案件，如洩漏監聽資訊及大巨蛋圖利等罪，在檢察官重啟偵查之際，是否也該比照陳水扁總統卸任後，立即被限制出境與境管之前例，成為必須關注的課題。
以目前法制，能限制國民出國的原因，除了涉有犯罪之外，基於某些行政管制的需要，如有逃漏稅或有國家安全的考量，亦可限制出境。由於非屬犯罪所為的限制，範圍極為空泛，有恣意侵害人民行動自由權的危險。其次，除由法院基於替代羈押所為的限制外，目前的出國管制，皆由行政機關決定，相對人若有不服，只能於事後向法院提起訴訟救濟。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4項，檢察官只有在傳喚被告，且認為有逃亡或湮滅證據之虞，卻無羈押必要時，才得命為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被告若有不服，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向法院提起準抗告。由於憲法第52條賦予現任總統不受刑事訴究的特權，故即便馬總統於2013年「九月政爭」時，涉及前檢察總長黃世銘的違法監聽與洩密案，也是以證人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也因此，除非檢方於馬總統卸任後，立即以被告身分傳喚，否則，就不能對之為限制住居或出境之處分。
甚或以大巨蛋案來說，就算檢方傳喚馬前總統，但因圖利罪必須明知違背法令且有圖利行為，並因此使遠雄得利，才足以成罪。但在北市府可能考慮同意續建，或者終止契約與買回下，就算查有圖利行為，恐也因此等措施之故，證明遠雄並未得利，致使犯罪嫌疑幾乎減低至零的程度。若是如此，要以此來限制馬英九出境，反顯露出檢察權的恣意，也有很大可能為法院所否定。
另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若國民涉有重大刑事案件嫌疑者，移民署可禁止其出國。既然馬英九所涉刑案至少有24件，似可以此為限制出境的法律依據。只是到底要觸犯何等犯罪，才屬所謂「重大」，實有相當的模糊空間；且其所涉案件，但有多少是實、多少是虛，也是個未知數。要以如此空泛且含糊的理由為出境管制，有違法律明確性的原則。
並且，就算要以此條文來禁止出國，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5項，也只有在情況急迫下，才可由司法機關、調查局或警政署通知移民署為之，而且只限24小時；24小時過後，若無進一步來自法官或檢察官限制出境的命令，立刻失效，所以這只是緊急且權宜的措施。由此也突顯出，目前司法機關動輒境管的現況，實有相當嚴重的法律缺漏。
故要以「有犯罪嫌疑」作為限制馬英九出境或境管的依據，實難有法律正當性。不過，依據《國家機密法》第26條第1項第3款，核定國家機密的公務員於離職三年內，必須得到主管機關首長的核准，才得以離境。而身為總統，當然會在任內核定許多國家機密，尤其是絕對機密，其入出國的自由就必得有所限制。若其卸任後，要到他國，甚至到對岸訪問，就得由現任總統蔡英文核准。但這只能是個案式且有期間限定的管制，並非可與「限制出境」劃上等號。
總之，2008年5月20日，即陳前總統卸任當日，在未經傳喚與訊問前，即遭特偵組為限制出境與境管之作法，顯然有違法治國原則，也顯露檢察機關淪為政治鬥爭工具的先兆。既然如此，如此濫權違法的惡例，自不能以之為限制馬英九行動自由的依據。更何況，限制國民出境所該依循者，絕不應是前例，而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