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但要記憶，更不可以故意遺忘」，德國駐台代表、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Martin Eberts）今天受邀談德國針對納粹與前東德二度處理轉型正義的經驗，他在演講中提到戰後處理納粹罪行的態度，駐德代表謝志偉現場翻譯他的說法表示，「在這個時候謙卑、謙卑再謙卑是很重要的事」。
對納粹罪行轉型正義，歐博哲提出三點看法，一是唯一誠心誠意面對真實的過去，才有可能做到克服過去這段噩夢，二是故意隱瞞或美化對民主社會是不可能的，三是德國人和猶太人受害者之間的和解經驗可拿出來分享，但必須區隔個人恩怨和民族國家所做的罪行，若只用集體罪過處理，只會讓再度燒起仇恨。
「正因為有這樣的態度，整個歐洲大陸很多國家，今天才有可能做到溝通、整合」，歐博哲說，「真相調查、道歉和解、誠實面對，這三項態度，這樣才可能克服過去痛苦」。要做到轉型正義，東德共產罪行的解決還沒有結束，東德國安局的檔案的開放建立，讓民眾了解，可以讓社會更沒對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今（13）日在北市濟南教會邀請歐博哲以「過去的事絕不只是過去而已-談德國轉型正義經驗」為題發表演講，歐以德語演講並由8月底將赴德國履新的駐德代表謝志偉翻譯，與談人包括留德的文化大學教授姚立明、民間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等人，前考試院長姚嘉文也到場聆聽。
謝志偉導讀時特別朗誦了一首有名的詩「schtzngrmm」，這首詩來自一位奧地利詩人Ernst Jandl，詩中只有子音而沒有母音，「但卻是全世界的人都聽得懂」，音調仿若戰爭時的槍聲、炮彈、衝鋒槍一般，充滿反省。
本身是天主教徒，擔任德國外交官30年的歐博哲表示，所謂的過去並不單純只是過去，過去會告訴我們哪條路其實我們不該走。這段話是教宗在2006年所說，不只是對德國，也是對全世界說。他說，今年1月27日全世界在對納粹大屠殺悼念時，台灣也有舉辦，這句話在這裏（教會）提到非常適當。
歐博哲說，悼念猶太人大屠殺早已是全世界的事，走這條路是一個很長很複雜的過程，轉型正義的概念很不容易處理，要謹慎來做；對過往的歷史要如何對待，是戰後每一個新世代都應該要去認識，如何面對納粹大屠殺「這是一個極為痛苦的經歷」，但一開始德國並非在國內，而是在國際討論如何面對這段歷史。
「歷史不但要記憶更不可以故意遺忘」，他說，二戰後德國如何跟整個國際社會，尤其是跟猶太人和解，取得他們原諒，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沒有這前提，德國就沒有機會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歐博哲說。
「二戰戰敗的結果就是東西德分裂，第二就是東德成立共產黨專政獨裁的政權，當時的德共統治下的人民不但沒能獲得自由，而且繼續承擔四十年的獨裁統治」，直到1980年代末東德垮台又面對另一次的反省，歐博哲說，「政治上產生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結束」。
歐博哲強調，德國對於這段歷史處理的經驗與真相重要性，強調不可能遺忘這些事，謝志偉在翻譯時說，「在這個時候謙卑、謙卑再謙卑是很重要的事」，現場響起一片笑聲，而謝志偉也轉頭跟歐博哲解釋來龍去脈。
歐博哲形容，德國處理轉型正義過程是「荊棘滿佈」，接著他以悼念猶太人屠殺及拆除柏林圍牆重建紀念照片的投影片，並描述戰後如何處理納粹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東德遺留下來的問題及處理方式。
歐博哲表示，納粹的罪行是唯一的，要去處理絕不能用單純的敷衍交差了事，在戰後並沒有辦法立刻處理納粹，因為德國一開始是盟軍佔領，1945年的11月的紐倫堡大審是盟軍來處理，而且是針對重要戰犯。
「但同時進行的，還包括把全國參與納粹的官員全部解職，包括附隨組織，去除納粹印記，所有的國民都要簽署退出納粹政黨的聲明，另外有些街道是用跟納粹黨有關的名稱一律消除」。
歐博哲說，1949年西德政府成立後這些事繼續進行，一直個案到現在都還在進行當中，甚至還繼續起訴納粹的犯行，如何來賠償納粹造成的損失，透過道歉賠償，在道德上政治上來做，至少誠意和態度和展現出來。第一個有關賠償的相關的法案在1953年成立，一直到1965年再修正。
「比較特別的是，戰後的東德對納粹所犯的罪行並沒有特別處理，更沒有走出去或賠償，一直到1990年兩德統一後，原來東德的納粹受害者的補償或賠償才能真正開始」，歐博哲表示，也就是說，納粹所犯的部分罪行，以及一些強迫勞動的補償，到近50年、超過一個世代之後才有辦法開始調查、處理。
歐博哲接著談到東德威權倒台後的部分。他表示，1989年德共垮台之後，接著又出現新的罪行和賠償問題，第一個處理東德共產黨的行動，在東德還沒結束之前的唯一一次自由選舉就開始，1990統一後接著所做的包括法律上探討官員或國家機器的迫害，邊界射殺等事件的調查，以及對強行帶走異議份子囚禁或殺害。
「像這樣的苦難根本不可能完完全全地恢復原狀，失去父母的小孩子痛苦，從此沈默；更令人情何以堪的，是這些沈默的孩子他們還看到一些當年迫害他們父母的官員吃香喝辣」。
歐博哲表示，而在終結東德政權過程中，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這種情況在東歐也類似，那些加害者兩者的關係如何和解。在處理納粹和東德後續同樣有人要大家「向前看」，但更重要是檔案。一些情治檔案不僅是歷史文件，同時也有相關的人去了解是哪一個爪耙子去告的，「懷疑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就去檔案局去查，被打小報告的內容是什麼，也可以看到那些爪耙子的名字」。
「要處理歷史上這種黑暗的一頁，能做的就是趕快把它處理」，歐博哲說，這種積極的思維是可理解，真正去面對客觀歷史。戰後德國一開始是廢墟，一開始是從盟軍也不是從德國政府，以至很多的想法從戰後到現在沒有完全處理，很多受到創傷的大部分都還是在創傷中死去，他們也未必有心力來要求回復或平反。但一開始追查納粹的用力不大，反而是受難者必須來要求處理，尤其是針對奧斯維茲集中營所犯的罪刑很難著力。此外他在外交官生涯裏也曾經歷向猶太人道歉，對納粹造成這些傷害表示歉意。
歐博哲表示，戰後政府處理很多時候也想「從零開始」，好像人也新的國家也新的，但這讓整個社會產生衝突，還是有受害者看到一些高位的官員還在尸位素餐、吃香喝辣，照樣坐領高薪，沒有辦法所有的都處理，這很難。因此不僅悼念哀悼，去記憶這段歷史。
之後國家安全局的一些資料儘速開放，告訴大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有關於要遺忘過去或要扭曲，就會造成另外的問題，歐博哲說，「大事化小是人情之常，但不應該是如此」，新生代想知道真相到底是怎樣。到1968年學運後就有積極處理納粹；68學運就是逼得政府一定要處理納粹罪行，因此今天若問德國是從何時開始處理納粹罪行，會說是從1968年開始，這是個歷史的包袱但必須處理，不處理對社會來講很傷。至於東德則一方面指責西德政府沒指責，一方面則容許自己政權迫害異議人士。
他舉例在轉型正義過程中的社會衝突，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被發現曾加入納粹而引發爭議，而處理納粹過程中也出現反以色列的聲音，這些極少數在世界各地製造紛亂但影響不大。而東德共產黨40年倒台後，也出現要求前東德檔案局資料勿再公開的呼聲。
他最後提到，德國在短短四、五十年內接連必須處理二次重大罪行，這對今天德國人來講影響非常大，對德國國內政治運作也有很大衝擊；面對獨裁政權的犧牲者，不是只處理物質上的，還要要為這些受害者的後代展現我們能夠有同理心、能感受到他們的感受，要有這樣的態度。
但對法律上要求平反的問題，他認為這兩者永遠做不到：在法律上要求立法賠償，另一方面卻又不是只有物質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要盡力去記憶，去悼念，必須能做到，社會才能處理過去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