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亞事件引發兩岸搶人的角力戰，中方也一再指責我方，對詐欺犯判得太輕，致難以嚇阻此等犯行。惟對海外詐欺判決的輕重，不是決定於兩岸關係，也不是輿論氣氛，而應是法律規範。
於第三地犯罪、被害人全在中國的情況，依刑法第7條，須最輕本刑三年以上者，我國才可為處罰，而因普通詐欺罪的法定刑上限為五年，致不符合此等要件。若要擺脫刑法第7條的束縛，就得根據憲法增修條文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將中國視為我刑罰權之範圍。若果如此，則代表從今爾後，我國司法機關都須對所有發生於大陸地區的犯罪進行訴追與審判，致顯得荒謬至極。
所以，若要突破刑法第7條的限制，似乎得將最輕本刑三年以上的限制刪除，而只要我國與犯罪地皆處罰，就為我國刑法效力所及，以利於管轄權競合時，無法可罰的窘境。惟若為如此修法，將使我刑罰權及於全世界，不僅不切實際，也將使司法難以負荷。而撇開刑法第7條的爭議不談，能否對域外詐欺為處罰，還是得取決於法律與證據。
依據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可處五年以下，若比起日本刑法第246條第1項，法定刑為十年以下，確實較輕。再比之於中國刑法第266條，面對詐騙數額巨大者可處三到十年、特別巨大者可處十年以上或無期徒刑，更是有天壤之別。為了有效嚇阻猖獗的電話詐騙，立法院特於2014年5月，增訂刑法第339條之4，即針對冒用公機關、三人以上共犯或以電信設備詐欺者，將刑罰提升為一到七年有期徒刑。惟如此的法定刑加重，若比之於德國刑法第263條第2項的加重條款可處至十年，似乎還有調整的空間。此外，此條文所加重的條件，是行為主體人數及行為手段，但關於詐欺所得巨大之情形，卻並未列入加重的範疇，實就有在將來修法補強之必要。
而藉由法定刑的加重，雖可阻斷法官判處六個月致可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路，但由於裁量範圍仍大，甚且若未能找到詐騙集團首腦，致僅能起訴底層的被告，而判處兩年以下，就仍有獲取緩刑的機會。
不過，2006年7月1日以後，刑法刪除牽連犯、連續犯與常業犯等刑罰優待之規定，改以數罪併罰為處理，故於電話詐欺之場合，法院自可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以一罪一罰的方式來累加最長三十年的執行刑期。由此看來，似也不能說，我國詐欺罪的刑度過輕。
惟須注意的是，此種累計刑期，乃以數行為、數罪為前提，若司法者認為利用同一機房所打出的電話，於時空上有密接性，致屬單一行為，就算被害者眾、詐取金額龐大，也僅能依刑法第55條的想像競合從一罪處斷，自無刑期累加之問題。
更麻煩的是，這類第三地犯罪的場合，證據並不在國內，亦難傳喚中國的被害人出庭作證，就得藉由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向中方取得相關的證據。若對岸以案件正在偵查或審理，甚或政治理由而不給，就易陷入審判不能的僵局。
即便排除萬難，取得所有資料，但這些卷證多屬傳聞，且在中國對司法人權的保障，一向備受國際指責下，到底有多少可用、有多少可信度，恐都有疑問。所以，在真相難以還原下，基於罪疑惟輕，也就注定此等犯罪不會被重判，甚至可能無罪的結果。也因此，面對域外詐欺的治罪，或許最大的問題，不在刑罰不夠重，而在罪證難以取得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