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柯建銘自訴馬前總統教唆洩密及加重誹謗罪，台北地院做出無罪判決。由於為正犯的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早已有罪確定下，此次判決必引發社會議論。而從此無罪判決，亦暴露出現行司法的諸多問題。
馬前總統於2013年九月政爭期間所涉及的洩密情事，在剛爆發時，立委柯建銘即先行自訴當年9月1日的教唆洩密罪與9月11日的加重誹謗罪，並為台北地院所受理。至於其他，如馬前總統直接或叫檢察總長向行政院長等報告之部分，柯立委則向北檢為告發。
而原本此等系列性的洩密動作，因於時間、空間上有密接性，理當為接續犯而屬同一案件，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的競合管轄之規定，統由單一法庭進行審理。故在去年，北檢就曾幾度將馬前總統所涉的其他罪名，一併移送由自訴法庭為審理，卻被以犯罪事實非屬相同而打回票，致又有本月中，北檢針對其他罪名為起訴之情況。
故整個洩密情事，就因此分由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庭來審理，如此的結果，不僅耗費無謂的司法資源，也因各法庭獨立審判之故，就易使相類似，甚至是相同的事實，而做出不同的判斷或判決。這無疑會讓已經低落的司法威信，再受重擊。
依據刑法第132條第1項，即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因只處罰洩密者，而不處罰機密接受者，故馬前總統於2013年8月31日，被動聽取檢察總長報告偵查資訊的行為，並不會觸犯刑法。不過，馬前總統於隔日凌晨再叫總長入官邸，要求進一步提供監聽與通聯記錄等，能否成立教唆洩密罪，就成為自訴案件最重要的爭點。
因就教唆犯罪來說，除必須有教唆犯意外，更須有具體的犯罪指示，但在自訴案審理，僅發現有88秒的通聯紀錄，而無任何通話內容，基於罪疑有利被告，實無以認定有教唆行為。更重要的是，再叫檢察總長前來，若報告內容與前一天相同，在馬前總統已經知悉下，就算有教唆的外觀，卻無洩密的實質，就此部分，自應為無罪判決。但必是在第一次專案報告有諸多不完整，馬前總統才叫總長再次前來，且第二次的資訊必然更為詳細，能否稱為同一，實值商榷。
而判決中雖以洩漏的機密不算機密來否定被告所涉的教唆洩密罪，卻也指出，這僅限於同樣機密洩漏給同一人之情況。也因此，馬前總統叫檢察總長向行政院長報告等行為，仍有成罪之可能。只是就此部分，已分由他法庭審理，基於不告不理原則，自訴判決就只能點到為止。凡此種種，就凸顯出，於事實被切割下，行為人的責任因此被分散，甚至解消。
此外，馬前總統於2013年9月11日，以黨主席身份於國民黨考紀會，影射柯建銘關說，因此涉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的加重誹謗罪，雖法定刑僅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卻也成為柯建銘自訴的案件內容。而依刑法第310條第3項，對於所散佈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只要與公共利益有關，且能證明為真實，是可以阻卻罪責的。甚且根據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還沿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蘇利文案所創設的「善意傾向原則」，即便無法證明言論為真，但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而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者，就無惡意可言，致不能以誹謗罪論處。
故馬前總統指射立法委員關說，既涉及公益，且也來自於檢察總長所提供之資訊，因有所本，就使法院認定其為善意，而無以為誹謗罪之究責。惟針對有所本的資料，乃源於檢察總長違反偵查不公開而來，若因此加以利用，能否說是善意，顯又落入因人而異的恣意判斷。
總之，此次第一審無罪判決，在自訴人必然上訴，且關於法律評價與事實認定，仍有諸多解釋與判斷空間下，本案未來如何，仍屬未定之天。更值關注的是，馬前總統所涉的洩密情事，因被拆成兩案件分由不同法庭審理，雖讓馬前總統於同一審級有兩次翻盤之機會，但若將來一為有罪、一為無罪確定，司法威信肯定再受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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