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自由遺產：台灣228、白恐紀念地故事（四）

一般人參訪遺址時，通常會從眼睛所見的環境開始發問，因此建構遺址紀念館經常從遺址的時空歷程調查著手開始；但是，也要避免局限於遺址硬體或現狀的理解，造成本末倒置的現象。比如景美人權園區2009年12月10日舉辦的藝術創作「牆外」展，因以關押江南命案汪希苓的監獄遺址為題材，而產生了嚴重的歷史認識衝突，顯現經營單位、受難者、創作者對歷史認識和詮釋的重大落差。2011年12月10日，景美人權園區再度成為媒體關注焦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掛牌當日，受難者家屬在掛牌現場抗議，他們質疑園區或博物館名稱的「人權」兩字是以「保障人權」為名，模糊過去「侵害人權」的事實。

遺址紀念館戶外腹地通常比較寬廣，也常常包含了紀念碑。綠島園區的紀念碑早於1999年園區未成立前落成，景美園區所謂入口意像的「解構」混凝土，也帶著紀念碑意味，2015年再加設受害者名單（現場並未說明名單來源依據，推測此份名單依據白恐補償基金會補償名單，與2009年綠島人權紀念碑名單產生重大落差）；北京西山森林廣場2013年也設立無名英雄紀念碑，紀念1950年代台灣隱蔽的地下共產黨員，歷史在相異政治解讀下產生當代紀念物，出現各自名單落差。

此外，總統府周邊隱然形成台灣戰後歷史紀念物群：凱達格蘭大道北南兩側分別於1995年設立228紀念碑、1997年台北228紀念館、2008年完成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碑，附近亦有2007年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自由廣場」（原稱「大中至正」牌坊），2008年復名「中正紀念堂」。總統府周邊所組成的台灣戰後歷史紀念物群，對訪客而言，台北市中心的官方紀念物，在民主時代凸顯威權走向民主的歷史記憶競逐。

紀念碑設立的原始目的是做為懷念、崇敬的象徵，當代紀念碑因為設計思潮、紀念對象和時代意義改變，形式上不再高聳，象徵永恆，以極簡主義形式的紀念地景來表達，甚至有反紀念碑概念，逐漸使紀念碑消失的設計。我們已可看到遺址紀念館如綠島、景美人權園區、台北228紀念館，詮釋策略上隱含更多威廉斯所說：「遊客身體經驗的感知及感情甚於視覺及無感情，詮釋策略運用個人的、主觀的證言甚於官方歷史敘述。」位於市中心住宅區的鄭南榕紀念館，更是如此。

2007年，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當時，懸掛於現場的帆布招牌。圖／曹欽榮

轉型正義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對「記憶及紀念」有如下描述，連結遺址紀念館和和轉型正義的關係：

遭受人權侵害的受難者無法忘記（過去的記憶），國家有保存過去罪行（紀錄）的責任。建築紀念物、博物館和紀念活動是必須的，它具有教育的主動精神，用以建立超越否認（過去罪行）的紀錄，並且防止再犯。許多例子顯示，藉由創設紀念活動，公民社會已經催化了國家的責任。

許多研究者認為更多非政府組織或國際非政府組織對一個國家的轉型正義機制有正面的壓力和幫助。《現在式的過去》(Present Pasts)一書作者胡伊森(Andreas Huyssen)認為：「討論如何記憶過去，已經轉變為一個關於人權、賠償、及正義的國際論辯，非政府組織團體一再發出（對加害者）引渡要求、及跨越國境的起訴。」胡伊森指出國際社會的非政府組織在跨國轉型正義和人權的工作上，顯現了不容忽視的成效。

台灣的政黨或政府部門在過去成立紀念館的記憶計畫基礎之上，應再重新思考如何藉助民間力量、博物館平台，建立民主體制和公平正義的人權文化。台灣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它們是否仿效德國經驗由民間專業人士為主體來經營，還是整合為屬於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文化教育機構，它們的任務和政策方向並不為社會所熟知，必須持續加強推廣、討論，找到創新方法。現階段博物館應積極推動認識轉型正義和人權文化的課題，採取有別於其他轉型正義機制所需要的政治論辯手段，運用博物館文化的軟性方法，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方向。

綠島舊監獄遺址於2002年至2007年展出常設展，運用沒有228受害名字的228紀念碑地景。圖／曹欽榮

民主時代的國家級紀念館或人權博物館，意味著國家行政管理下，呈現以人民為主體的歷史遺產的文化機構。設立博物館的過程，想像歷史記憶的遺產之用，不斷建構未來博物館的形式和內容，參與台灣民主化詮釋歷史的社會文化工程。但是政府常常在行政、財政、意識型態上，力有未逮，由民間介入經營的方法，由不少先進國家在立法監督下運用。台北228紀念館於開館初期曾經委託民間經營。

現代紀念館與訪客密切互動，持續影響我們社會民主協商的精神，這是民間和官方協作經營紀念館的目的和運用原因。台灣社會在「後白色恐怖」的現在，深入理解228、白色恐怖，影響今天我們對個別和集體的生活環境的看法，這是面對轉型正義，社會堅定往前邁進的一步。

2011年12月29日，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附屬中學師生三十人來台灣進行見學交流。在參觀台北228紀念館後的座談會上，一位日本老師請教陪同參訪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您經過戰前日本殖民地教育，戰後經歷228事件、白色恐怖，您認為個人感受最大的差別是什麼？」蔡焜霖思考後說：「差別非常大，也非常多，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不學會說謊，幾乎無法生存下去。』」在紀念館的場域，顯然日本訪客對紀念館產生了疑惑：日本殖民教育對蔡焜霖有什麼影響呢？和誠實、說謊的生活經驗，有什麼關係？日本訪客的理解又如何呢？這樣的例子說明了紀念館必須不斷從訪客的參訪經驗裡，獲取多方的聲音和意見，日積月累，形成紀念館自身實務的豐富經驗，如此才能帶給訪客獨特的學習經驗。從紀念館展示觀點、導覽員、訪客、白色恐怖受難者、中國及外國訪客立場，帶來有待持續探索的深層課題（參考第1章）。

2004年12月2日，白色恐怖受難者召開「一人判生死」記者會，展出當年大量出現的官方檔案。圖／曹欽榮

針對極權主義的禍害，已過世的捷克前總統詩人哈維爾，說了發人深省的話：「一個犯罪的權力過去是，將來仍然是整個人類社會的一個威脅。」紀念館或人權博物館不只在展示過去犯罪的權力，它必須廣泛地和當代社會溝通，更具文化說服力地對抗未來各種形式的「人類社會的威脅」。當國家一方面設立人權博物館，一方面卻又忽視其他重要的體制性人權政策的落實，只是顯現國家的虛假性，這是台灣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國家人權博物館現在和未來持續的挑戰，它們必須探究歷史真相和轉型正義，站在人權價值的位置發言，從事紀念館的活動，政黨和人民必須尊重紀念館的文化使命，同時也很重要的是，紀念館必須瞭解民主時代個人公民的新思考型態及行為。

現代紀念館或人權博物館面對每一位訪客時，必然還有許多重要而無法回答的觀眾溝通經驗和現象。紀念館和轉型正義兩個領域交錯的博物館運作經驗，需要有計劃性地進行訪客調查及長期追蹤，並且詳細記載訪客留言、建言，才能有效傳達珍貴的歷史記憶。威廉斯於《紀念館》一書結論，語重心長地指出：紀念館和「遺忘的未來戰鬥」。「不遠的過去」很容易在未來歲月被漸漸地遺忘，設立紀念館到底是培養自憐自艾的當代文化，還是能幫助、鼓勵、培養觀眾對抗不正義的奮鬥精神？紀念館可能成為過時的哀悼場所，也可能成為影響當下和未來政治、社會、文化的長期博物館運動。民主深化的涵義之一是，透過紀念館推廣人權觀念，有賴每一位公民和紀念館自身在當下和未來的積極作為。

景美舊監獄遺址展出1950年代初期青島東路三號看守所的模型。自由遺產。圖／曹欽榮

本文摘錄自：台灣游藝出版《自由遺產：台灣228、白恐紀念地故事》一書

作者曹欽榮，投入台灣歷史遺址、紀念館設計實務、田野記錄，歷時20年

本書為了年輕世紀認識父祖前輩的文化遺產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