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六我去高雄參加「美麗島事件35週年人權國際研討會」，並對台韓兩國民主化經驗做比較評論。讓我驚訝的是來自南韓對光州事件知之甚詳的南韓學者、作家和公民組織領袖對台灣的美麗島事件相當陌生；其次是主辦單位沒有安排台灣學界或民主人士在會中深究美麗島的時代意義，並藉此向南韓民主友人進行較實質的交流。這確實是一件憾事。
其次，我另一個立即的感想是南韓人士念茲在茲的是1980年光州事件的單一「抗暴」本質，而對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爭民主」長期意涵似乎沒什麼感覺和瞭解。在我看來，一時的抗暴和長遠爭民主當然有關係，而且應該釐清和深入探討的是光州抗暴對南韓1980年代之後的民主鬦爭所帶來的「開第一槍」作用，以及美麗島鎮壓遊行和對台灣1980年代以降的民主抗爭所引發的啟蒙和喚醒作用。
在會中，我也針對台韓民主化的異同做了進一步的對照和比較。
第一、南韓學界甚至許多西方學界都有一個錯覺，以為南韓民主化是由下往上，台灣民主化是從上而下。我在會中嚴正指出台灣民主抗爭絕對是由下往上抗爭的典範，而且是由自由派知識份子、文人和民間社會運動團體帶頭「起義」。這是早從1970年代中葉開始的台灣文化覺醒和認同運動，歷經1980年的社會抗爭運動再到民進黨的1986年組黨，解嚴後的廢報禁、廢黨禁，再到反國安法、廢刑法一百條和修憲；以至1996年總統直選和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那近30多年的激進民主抗爭，那來所謂的從上而下的民主化。
我猜想南韓和西方學界只看到南韓戰後的朝野政黨鬦爭史，就直覺認定了它是一個由外向內或由下往上的抗爭史，而又不知台灣早期的「黨外運動」不也是另一種由外向內和從下往上的政治抗爭典型嗎?要能看到台灣的民間公民社會運動和黨外抗爭，就要靠社會分析和透視，不能光憑政治的表面觀察。
再往細看，台灣的民主化還有一個「妙處」，那就是社會力先於政治力(政黨鬦爭)，而且是因為有社會力抗爭(1990年以前)，才有朝野政黨的角力。但南韓卻是朝野政黨抗爭不斷，打開政治自由空間，才讓社會力爆發。這麼說來，台灣民主化經驗怎麼不符合「從下往上」抗爭的標準呢?
第二、台韓民主化對兩國國家認同的轉變也有「大不同」的影響。南韓全國對兩韓統一的未盡理想念念不忘，認為那是二次戰後和韓戰後的「國恥」。民主化後朝野兩大勢力即保守勢力和進步勢力對統一基本態度沒變，只是進步派反而更熱衷統一，保守派反而日趨保留務實。但是台灣的民主化卻讓台灣自主獨立意識抬頭，對所謂統一益發反感和抗拒，這就出現台灣進步派主打台灣認同和獨立，而台灣保守派仍死守中國統一的兩極政治光譜現勢。
台韓兩國民主化經驗當然還有不少可以再細探深究之處，像是宗教力量在台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區域恩怨」VS.「族群矛盾」的不同政治發酵作用，以及在兩國轉型正義實踐程度的虛實真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