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主化尚未啓動，但中國人從未放棄民主夢和自由夢，那是習近平的中國夢裡嚴重缺席的內容。1949年以來，儘管一直面對亙古未有的中共之獨裁暴政，爲了民主自由而奮鬥的仁人志士依然前仆後繼、絡繹不絕。正在發生的事件，必定成為歷史中不能掩蓋的一部分，若秉持此種信念，書寫者就能秉筆直書，留下驚天地、泣鬼神的文字。
讀趙思樂的《她們的征途》，宛如讀一部另類「後六四時代」30年的中國人權運動史。所謂「另類」，因為過去的人權運動史幾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英雄列傳」，只是在縫隙間點綴著林昭及報導文學，作家胡平在《中國眸子》中講述的那些反抗毛澤東獨裁統治的女性的故事。這一次，趙思樂將原本處於「邊緣的邊緣」的女性人權活動者作為主人公，男性反倒成了她們的陪襯。此前，法國思想家索爾孟前去採訪劉曉波，卻在書中將劉霞作為主人公，劉曉波成了劉霞的「附屬品」。趙思樂跟索爾孟「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都相信「巾幗不讓鬚眉」。
由女性來寫女性自己的故事，讓我聯想到台灣作家唐香燕的回憶錄《長歌行過美麗島》——唐香燕的丈夫是政論家陳忠信，美麗島事件爆發之際，陳忠信正好是《美麗島》雜誌的執行編輯。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那個冬日寒冷的清晨，一陣猛然的撼門聲打破了他們夫妻的睡夢，安全人員不由分說地將陳忠信抓走，也帶走了唐香燕歲月靜好的新婚生活。丈夫大難不死，繫獄4年。但唐香燕從此不再是那個不識愁滋味的單純女孩：「眼前的是一個以前一直存在，但我不曾真正面對過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被迫害，尊嚴被踐踏，與你最親近的人也可能在你面前背過臉去，而感受到另外一種放棄你、背叛你的椎心的痛苦。」這何嘗不是趙思樂筆下那些中國政治犯的妻子們的心情？
90後出生的、似乎過於年輕的趙思樂，執筆寫幾代抗爭女性的故事，剛開始讓人擔心她能否把握這個敏感而複雜的主題。但漸漸被此書吸引一口氣讀下去才發現，她本人並不是冷靜而理性的「旁觀者」，她就是「她們」中的一員：在廣州一個開明知識分子家庭長大的趙思樂，從小喜歡看香港電視。香港電視看久了，她以為自己是一名想上街就上街的香港人，直到去南京唸大學，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在人權上「一無所有」的中國人。趙思樂學會翻牆上網，在網上直抒胸臆，然後爲海外媒體撰寫中國公民運動的深度報導，榮獲香港人權新聞獎。再後來，她嫁給著名NGO「傳知行」的骨幹小樹。不久，「傳知行」遭到中共當局的毀滅性打擊，小樹被抓捕，趙思樂成為最年輕的良心犯家屬。然後，兩人婚姻破裂，在經歷了一場抑鬱症之後，趙思樂在人權主題的寫作上越挫越勇。
當趙思樂正在爲香港「端傳媒」採寫一篇維權運動的報導時，突然發生了一場波及全國、堪比台灣美麗島事件的「709」大抓捕。她與採訪對象之一的異議人士，莫之許困居四川成都郊外的一家民宿，在那段關閉手機及所有通訊工具、與世隔絕、員警隨時追蹤而至的日子裡，採訪者與採訪對象之間擦出了火化、產生了美好的愛情。當年，張愛玲以淪陷時期的香港爲背景寫成《傾城之戀》，那座傾頹的危城，成就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愛情。傅雷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說，「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我也重複傅雷的感慨：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趙思樂女士身上！
從天安門母親到709難屬
趙思樂書中的「她們」，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犯的妻子」，如：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以及「709」難屬群體；另一類是自身爲人權活動者的女性，如：文學教授艾曉明、NGO活動人士寇延丁、出身「紅二代」的維權人士王荔蕻、曾爲性工作者的兒童權益維護者葉海燕等人。這兩類女性，如同壓傷的蘆葦卻不折斷，也宛如長江和黃河，各有其人生軌跡，卻又共同匯入蔚藍色的海洋。
我曾以台灣的「美麗島事件」比喻中國的「709」大抓捕，此比喻只是從統治者對異議人士的全國性大抓捕這個意義上而言。「六四」屠殺之後，中國的政治案件從未中斷，但即便是1998年的民主黨組黨、2008年的「零八憲章」，雖然當局抓捕不少參與者，但尚未形成全國性的大案。在此前的政治案件中，也湧現出不少勇敢的政治犯的家屬，如世紀之初「新青年讀書會案」的家屬。劉曉波在《心牢中的女人》一文中，特意表彰該案當事人之一徐偉的妻子王英，說她具有跟丈夫一樣「堅強的決心，向邪惡的制度和法律挑戰的勇氣」。王英說：「在走投無路之時，唯有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不過，這些案件規模有限，當事人有限，難屬也有限，未能形成更大的群體。
「709」大抓捕之後，積極參與救援的被捕者親屬被稱為「709家屬」，其中大部分是被捕者的妻子。趙思樂指出：「709家屬團的橫空出世讓人眼前一亮。自天安門母親之後，中國海不曾出現如此有影響力的政治受害者家屬抗爭團體。」這個難屬群體的形成，與天安門母親一樣，是先有一個人站出來，再有第二個人與之並肩而立，然後其他人紛紛加入。「709」難屬中第一個挺身而出的是王峭嶺，或許此前丈夫已有過「被失蹤」的經歷，再加上她本人也是學法律的，她沒有其他難屬的驚慌失措。接著是王全璋律師的妻子李文足與王峭嶺相遇、相知、相濡以沫，李文足說：「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覺得自己什麽都不懂，有人一起，你的精神狀態都不一樣，鬥志就起來了。」王峭嶺則特別讚揚李文足的勇氣並謙虛地表示：「李文足的出現是709家屬團能形成的關鍵。」
「709」和「美麗島事件」同樣是抓捕異議人士，但抓捕之後，政治犯家人的處境截然不同，足以說明威權體制和極權體制之差異：在威權體制下的台灣，在美麗島和其他政治案件中，政治犯的家人除了聘請律師爲親人辯護、召開新聞發佈會譴責司法不公之外，可以打悲情牌、參加各級民意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並且勝出，如：蘇東啟的妻子蘇洪月嬌、餘登發的媳婦余陳月瑛、林義雄的妻子方素敏、陳水扁的妻子吳淑珍、鄭南榕的妻子葉菊蘭、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等人，都是如此陰差陽錯地登上政壇。國民黨不得不接受她們當選的結果。
在極權體制下的中國，政治犯的家人可做的事更少。一開始，家屬連逮捕通知書都拿不到，也不知親人關押在何處。王峭嶺多次感概，如果警方帶走李和平後，48小時內給她一紙通知書，允許律師會見，哪怕丈夫的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她都不會走上抗爭道路。「我大學讀法律讀得不好，但有一點記住了，你要按程式辦事。因為程式是普通人相對強大權力的基本保障。」共產黨之邪惡，就是從不尊重程式和法律，即便程式和法律是它自己制定的。
709難屬群體不可能參與選舉，但她們在極為有限的空間內，用種種行為藝術的方式抗爭，用李文足的話來說就是「離開梳妝打流氓」。每次她們集體行動的時候，都穿上最漂亮的裙子，以最樂觀的形象展示在公眾面前。就連員警也奇怪地說：你們的表情也太高興了，這哪像想念老公？李文足回嘴說：「那應該怎樣？是不是應該每天以淚洗面，愁眉苦臉的？這我不太會，要不你給我表演一下？」這樣的難屬是不能被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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