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文化」（Erinnerungskultur）是個人或社會對自身文化和歷史的認知、審視和反省，也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再呈現。這種記憶是痛苦多於歡樂，羞慚多於榮耀。若法國人談「記憶文化」，他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法國大革命，這既是現代民主思想和行動啟蒙的第一砲，爾後的「自由、民主、博愛」的口號更是激勵人心追求理想的壯麗鐘聲，但是大革命前前後後的血腥、報復、暴民暴行也依然是應當屬於反思的部分。
至於德國，一提起「記憶文化」那就是充滿痛苦、懺悔和贖罪的成分了。納粹對猶太人的清洗屠殺，佔領波蘭，建造「（猶太）特區」（Ghetto），乃至往後在奧斯維茲系統、「科學」地消滅猶太人，這段歷史，是德國人至今揮之不去的夢靨。套句老共的八股，納粹罪行雖然過去八十多年（從1933年希特勒奪權開始），德國社會還是「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難怪德國著名作家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 1927-）在他1998年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的答辭中說：「我每天在媒體裡面對這段以往的歷史，發覺自己有一種反抗面對恆久恥辱的衝動」，此言一發，他立刻受到各方的批評。
德國社會的集體記憶和直面本身罪孽的態度的確深入人心，這也是為什麼總理默克爾夫人於2015年接受了將近一百萬中東戰爭難民的緣故，既是出於基督教精神的慈悲救贖，也是出於記憶文化中，將功抵罪的作法，因為德國人常常說，當初納粹當政時，多少猶太籍的德國科學家文化人都逃離到國外，受到他國政府的庇護，現在是我們反饋的時候了。
德國前總理布蘭德語1970年在猶太紀念碑前下跪。圖／取自網路
德國為何是中國異議份子流亡的首選目標？
最近劉霞在經歷了失去劉曉波的痛苦和橫遭軟禁8年的苦難，終於獲得自由，離開北京，來到德國。有些媒體，如義大利和日本的記者問我，為什麼德國成為一些中國異議份子流亡的首選目標，我思考後回答，這裡面有一些巧合和機遇，但是德國由於二十世紀本身曾經扮演過「罪魁禍首」和「受害者」的雙重角色，所以對於戰爭和暴政的受難者，有著特殊的道義責任，他們連不同文、不同種、宗教迴異的穆斯林戰爭難民都接受了那麼多，對於受共產極權迫害的有知識有技能的異議份子自然是開著大門的。在納粹當道時，愛因斯坦，漢娜・阿倫德，湯瑪士・曼，演員馬蓮娜・狄德里希都在美國受到庇護，大大豐富了美國的科學和文化領域。因此德國對中國人也是友善的，六四大屠殺之後，有很大一批留學生和避難者都在德國獲得永久居留並入籍，至於異議份子如艾未未、廖亦武、周勍、長平、楊偉東等也都在德國找到第二故鄉。至於劉霞則更是德國朝野關注，並極力營救的人，現在她受到很好的照顧和安排，必能在這裡重新開始新生活。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被關在監獄中，不能到奧斯陸去領獎，頒獎儀式中，舞臺上放著的那張空椅子，成為一種爭抗不屈、譏諷暴政的象徵。「空椅子」對於德國人有著特殊的啟示，因為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無獨有偶，除了劉曉波之外，還有一名和平獎得主奧西茲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1938）也是於1935年獲獎之時，坐在牢裡，但是連納粹政權也不敢犯眾怒，於次年將他放出監獄，當時納粹宣傳部長格林對奧西茲基施壓，不准他去領獎，但是他堅持不受脅迫，還是前去補領了獎項，接受了這份至高的榮譽。兩年後他於1938年在療養院中逝世於肺病。他們夫妻合葬的墓位於柏林尼德雪兒豪森，成為柏林的一個榮譽陵墓，受後世人們的景仰憑弔。曉波所面對的極權體制更暴虐於納粹，他在獄中的八年，身體被摧毀，最終死於肝癌。曉波死因頗受質疑，原本健康的他，怎麼突然重病，死前約六週，劉霞去獄中探視，都沒有發現他有病，接下來他保外就醫，中共政權向世人排演了一場搶救病人，生離死別的大戲，最後曉波遭火化揚灰，拋於大海，沒有陵墓供人瞻仰憑弔。納粹跟中共的虛偽、殘酷、決絕的暴政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中國的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
原是一匹狂狷傲慢的「黑馬」曉波，曾經鞭撻中國傳統文化裡的腐朽和中國人的奴性：「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說得多麼透徹，中國人在共產黨的統治底下，受盡折磨、侮辱、殺戮，養成說謊、告密、冷血的習性，經歷了無數次的政治運動，土改殺戮地主鄉紳、反右虐死侮辱百萬以上的知識份子、大饑荒幾千萬人民成為餓殍，文革千萬家庭遭難，上山下鄉將青年一代放逐失學、批林批孔荒謬地掃蕩儒家思想和政敵、六四公然地將軍隊坦克開進京城屠殺市民學生，凡此種種被鄧小平一句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全國人民就忘了恥辱、忘了殺父亡母之仇、忘了千萬同胞的累累白骨，爭相下海賺錢，如今老共用非法手段，以破壞生態，徵佔土地，黑箱作業的方式，製造出國富民貧的繁榮假像，向外擴張四處撒幣，大部分國民不但不警覺起而爭抗，反而覺得「厲害了，我的國」，沾沾自喜，完全應了曉波上面對國人的評語。
在西方出的曉波的書並不多，他獲得諾獎的次年，由我和同仁編輯出版的那本集子《我沒有敵人，沒有仇恨》的德文版（Ich habe keine Feinde, ich kenne keinen Hass）問世，由於諾獎原因，此書立即翻譯成十多種語言（德、英、法、義、荷、瑞典、西班牙就有三種版本、日、韓等），這本集子裡是集曉波思想的大成，其中還有劉霞親自選出的曉波的詩歌十數首。也許真正仔細研讀曉波這本書的西方人還是少數，但是曉波從一個狂傲的青年學者，歷經八九洗禮，數度入獄，他的思想逐漸成熟，言行也更為沈潛，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到最後一次入獄，他的自我辯護陳述裡面所表現大徹大悟，參透人生與愛恨情仇、對於民主自由理念的理解，的確是震撼人心的。他的思想和詞彙裡沒嫉恨、憤怒、恐懼，更多的是寬容、理解、智慧和灑脫，由於曉波最終死在囚牢之中，他的最後陳述成為舉世絕響。有些人不理解他不把罪惡政權及其幫兇當成敵人，對他們依然沒有仇恨，譏諷他為「劉無敵」，這是批評者出自狹隘胸襟和眼光的誤解。在西方世界，沒有任何人質疑曉波的「無敵論」，這是一種深植於西方文化裡的基督教精神，在共產文化的毒液裡長久浸淫的人，是無法理解的。曉波最有資格說這些近於佛家頓悟的話，因為他自己經過了極權政治的煉獄，親身經歷並目睹了國人在運動中自相檢舉、殘殺、害人利己的卑劣殘酷人性，他甚至有時候還是其中的參與者，痛定思痛後，他奮力走出了峽穀，醒悟參禪，因而告誡世人，暴力和殘酷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成熟理性的曉波和張祖樺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是中國知識界參照各國劃時代的政治思想大成，如《七七憲章》、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甚至美國憲法而擬定的一份可行性很高的溫和理性而周全的文件。這是中國人的驕傲，也是世界文化的財富。為此曉波獻出了個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中共政權再一次將此逆耳忠言當作大敵當前，錯失了拯救自己的機會，並且砍斷向他們伸出的救援之手，這個錯誤將永遠地載入史冊。需要澄清的是，曉波從來不是一個想跟極權政府妥協的機會主義者，他留下跟當權者迴旋的餘地，並不是要去挽救這個腐朽，爛入骨髓的黨，而是出於全域的考慮，戰爭流血不是改變當下中國的選項，循序漸進的推演，人民逐步爭取權利和權力才是明智可行的方式。
願曉波的殉道點燃中國「記憶文化」的火種
換在一個稍有政治文明的社會，曉波的建言都有可能被採納。羅蘭・庫納牧師從2010年以來，每年帶領兩三百名他職業高校的學生，遠道趕到柏林中國使館前為劉曉波聲援抗議，他每次都會為學生們朗讀一段《零八憲章》，認為這對青年人是一種啟蒙和警惕，他告訴學生，德國社會的自由和民主也是曾經經歷過爭抗和流血才換來的。今天劉曉波和他的同道們還在奮鬥之中，我們應當跟他們站在一起，曉波是如同被納粹殺害的迪特裡希·朋霍費爾牧師（Dietrich Bonhoeffer）那樣的殉道者，是所有人的榜樣。也如同諾貝爾和平獎2003年的得主希林・依巴迪所說，曉波是世界性的英雄。
曉波逝世週年，我們在柏林為他舉辦的紀念活動是在深具歷史意義的葛西馬尼教堂（Gethsemane）中舉行的,這所教堂曾經在1989年東歐劇變的時刻，保護了許多異議份子和奮起同東德軍警爭抗的市民們。在這個可以容納八百多人的教堂裡，當時經常舉行時政研討和演講會，千人湧進教堂聆聽討論，員警也不敢進去抓人，可以說這個教堂和萊比錫的尼古拉教堂在催生兩德統一的大業上，功不可沒。這次的紀念會十分感人，滿座的來賓中，許多是德國社會的著名人士，如前總統高克和他的伴侶夏德夫人中斷了渡假，前來參加，高克是原東德的牧師，人品高尚，雖是無黨派人士，卻被選為德國最高元首，擔任上一屆的總統，他眼光和善溫柔，待人親切，和他的女友相伴為生，同進同出，兩人並未結婚，但是人們都很尊敬這位高雅親和的夏德女士，明裡暗裡視她為國母。
歌手比爾曼出生於西德漢堡，他父親曾是抵抗納粹的義士，戰後這位滿腦子理想主義的青年摒棄資本主義的西德，投到社會主義東德的懷抱，很快就遭遇到理想的幻滅，發覺社會主義全是騙人的口號，這是個沒有自由，人權被剝奪的地方，他寫詩，寫歌來諷刺專制政權，結果被封口，被禁止演出。到了1976年當局決心擺脫這個麻煩的傢夥，批准他到西德科隆舉辦演唱會，演出完畢就禁止他返回國門，比爾曼因此就「流亡」西德，落葉歸根，其實如魚得水。傳奇的比爾曼是個很可愛率性的性情中人，他寫的詩和歌既抒情寫意又譏諷刻薄。對劉霞的獲得釋放，他義不容辭從幕後盡力，直接向默克爾夫人寫信求助。紀念會上他唱了一首有相關意義的歌，是他為紀念以前的難友福克斯（Jürgen Fuchs）的歌，這位難友48歲時死於東德的獄中，據後來證實是被當局秘密照射伽馬線催死的。這令人聯想到曉波的驟死，原因何在？
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女士是徳裔羅馬尼亞人，也是個性格率真，眼裡容不得沙子的人。她多年來就已移居柏林，由於自己有過在社會主義國家生活的經驗，她特別同情被專制政權打壓的異議分子，曾親自通過幫助，翻譯了劉霞的部分詩歌，為了曉波夫婦的自由，她沒少出力。畢竟是詩人，她在紀念會上詮釋和朗讀劉霞的兩首給曉波的詩「無題」和「大雪」時，話鋒帶著感情，感人至深。說來也是巧合，這三位嘉賓都有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驗，因此他們對曉波的勇氣和人格充滿敬意，他們的出席和演出為紀念會平添了色彩和份量。
曉波的英年離世是中國的損失，也是世界的遺憾。但願曉波的殉道能在冷漠的中國社會播種「記憶文化」的種子，這株幼苗是許多勇敢的仁人志士用鮮血灌溉的，也是二十世紀後半葉無辜慘死在暴政之下的中國人的亡靈所祐護的。當這棵「記憶文化」的樹抽枝發葉時，集體記憶和真實的歷史認知也會重返人們的腦際，只有這樣，中國才會放棄好大喜功，四處撒幣，爭奪世界霸主的野心，關懷照顧本國貧困的「低端人口」，失學的留守兒童，和睦對待少數族裔和鄰邦，放手香港、台灣的獨立自主和自決，成為世界和平中的一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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