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小留學生的孫安佐，在剛前往美國求學沒幾個月之後，因為言論涉及當前美國輿論相當敏感的校園槍擊恐嚇行為，校方因此迅速通知警方逮捕孫安佐，而當地警局也立刻以「企圖恐攻」定調。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數日內，台灣各大媒體用大量的篇幅報導，彷彿台灣乃至於美國都沒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似的。而報導的內容五花八門，除了案情進展報告之外，找律師評論案情有之，甚至還有找命理師鐵口直斷者。有的還翻出他媽媽狄鶯以往霸凌腳踹女藝人之事，説她欠人家一個道歉，連狄鶯姐姐也受波及，被挖出許多不堪之事⋯⋯。
筆者認為，除了案情的發展值得關心之外，其實很可惜的是有許多明明可以帶出來一起討論的議題，卻被主流媒體視而不見。比如說本案在一槍未開、也沒有任何傷亡的狀況下，當地警局就定調這起事件為涉嫌「恐攻」，而在今年二月十四日發生於佛羅里達的Stoneman Douglas 高中槍擊事件，則因為槍手為白人，因此美國總統川普在第一時間也只是表示槍手「有病」，而不是以恐怖攻擊作為基調，去講述這件後來引起百萬人前往華盛頓抗議槍枝管制的導火事件。
諸如以上此類的用詞差異，其實反應的是美國社會中長久以來潛藏的種族邏輯。
美國警察在執法時，最常被討論的一件事情是，警察是否對不同種族的人民，有差別的待遇？這種可能的種族差異稱之為Racial Profiling，意思是「以種族或者族群作為懷疑某一個人，是否有犯罪嫌疑」的判斷方式。而放在這件事情上，則是只有白人以外的族群會對美國本土進行「恐攻」，如果槍手為白人，則往往是發展為由精神方面疾病造成悲劇。
這樣的犯罪邏輯，其實不只對於白人以外的族群充滿了歧視，同時也污名化了精神疾病的患者；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槍枝氾濫的問題，歸因於有問題的個人，不然就是（對於白人來說的）外來者。這樣一來，有問題的就不會是美國「主流社會」，於是就可以繼續坐視不管這個日益危害美國人民生命安危的嚴重問題。
甚至，也可以不更深刻的去討論槍枝管制在美國的狀況，以及支持槍枝擁有和要求嚴格管制槍枝兩造的各種辯論和主張；亦或者回溯美國歷史和憲法第二修正案對於「人民擁槍權」的保障等等，造成當前美國社會面臨困境的諸多原因。
諸如此類的討論，如果可以在對於這樣一件事情的報導中，被帶出來一併討論，不僅可以深化國人對於美國當前的社會情況的認識，往往也可以因為他山之石，來練習思考相關的議題，深化我們對於各種議題的思辨能力。
筆者以為，也許這會是孫安佐一案，對於台灣社會更有助益的報導面向，而不是如同現在這般，以娛樂圈花邊小道的模式，進行如此嚴肅議題的報導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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