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8日，習近平在博鰲會見蕭萬長時，首次說兩岸要以「兩岸一家人」的理念促進經濟合作。一年後，李克強則在中國兩會的開幕式上，正式把「兩岸一家親」寫入涉台工作報告中。今年柯文哲接受媒體訪問時，主動提出「兩岸一家親」，即使柯仍否定了九二共識、迴避一個中國，中國仍給予極為正面的回應，可見訴諸血緣的民族主義認同是目前中國在經濟、軍事、外交圍堵之外，對台戰略的另一主要支柱。
一直以來，『認同政治』就是台灣政治裡與『民主』並重的兩條主軸之一。九零年代中期以後，『認同政治』漸漸凌駕於『民主』之上，不暸解『認同』，就不可能理解這段期間的台灣政治。然而，認同政治在台灣所受的重視卻完全 無法和它的重要性相提並論，部分原因是來自於政治上的不當操作（或者是避談認同政治的陣營操作成功？），使得絕大多數公民認為這是「政治不正確」的議題而拒絕討論。但更重要的原因，毋寧是我們對認同的認識太過侷限，只知民族認同，不論其他，我們的政治人物或主流學者們甚至沒有告訴過我們，即使是民族主義理念，其種類也不僅僅只有我們所熟知的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族群民族主義，至少在民族主義的光譜上，還有以公民為主體的、接近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
在中國準備重提族群民族主義的當下，回顧一下歐洲民族認同的歷史演變，對台灣應有助益。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快速地擺脫其他文明，發展出唯一的工業文明，一時無倆，相對於當時世界其它地方，歐洲漸漸產生自己是優勢文明、是 其他文明指導者的優越感，『歐洲』第一次成為一個有意義的集體指涉。然而這優越感在歐戰前幾十年便受到美國快速成長的挑戰，當時到美國旅遊的歐洲人，無法理所當然地視美國為歐洲文明的延伸，他們發現了太多美國與歐洲不同的地方，而這個與歐洲不同的文明，不但不輸歐洲，甚至可能更進步，而且進步得更快速。這種比較讓歐洲的自我認識出現危機，正是在這種危機裡，產生了以歐洲為整體的思考。隨後爆發的歐戰及二戰，不但摧毀了歐洲實質的經濟、社會、政治力量，也摧 毀了歐洲的信心。直到六零年代之後，歐洲的經濟力量再度崛起，作為楷模的美國則陷入一連串的風暴，新的自信才再度建立。
經過了橫跨十九、二十世紀的認同演變後，當代支撐歐盟的『歐洲認同』，也發展出了一種完全不同於「以族群為終極價值」的民族認同。『歐洲認同』的最大特點，首先是不以血緣、語言為基礎。以血緣為基礎的認同，強調的是同一性，恰恰是刻意忽視歧異的這個特質，讓族群民族主義侵蝕了民主的根基。相反的，現代歐洲自我認知裡，則努力保持內部的多元化，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文化。
其次，族群民族主義往往需要靠著定義外部敵人、對抗外人以確認自我的界線，歐洲認同雖然也是靠著與其他文明的比較而發展出來的，但它有更多養分是來自歐洲內 部戰爭；再者，民族主義所必須依附的體制，並不是歐洲認同的必要條件，直到現在，即使我們很寬鬆地定義政府是什麼，我們仍然無法說歐洲政府是存在的，因此歐洲人也就失去了認同單一歐洲政府的情感寄託。
這種歐洲認同毋寧是更接近十九世紀中葉民族主義初興起時的自由主義內涵，其主體不是以血緣為判準的人民，而是以政治參與為判準的『公民』，前者強調融入整體，正如哈伯馬斯所言，族群民族認同便是相對於別的民族的集體自我確認。把族群認同神聖化的結果，就是單一認同政治取代了多元認同政治，取代了溝通、協調、尊重多元的民主政治。
歐洲認同代表的自由主義民族認同未必是我們的唯一出路。畢竟，無論主體是公民還是人民，兩者的本質還是認同政治，『 認同』不可避免地要區分他者，其差別只在程度高低。因此，當歐盟要決定是否把華沙公約會員國、乃至於土耳其納入歐盟體制時，認同政治的排他性便無法遮掩地顯現了出來。
即便如此，「認同」乃是一種社會心理的集體需求，去之甚難，面對長期以來族群民族認同傷害民主的歷史，以及中國嘗試以族群民族認同掩蓋現實的利益衝突，試著思考認同政治的其他可能性，未嘗不是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