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引用我的大姊蔣梨雲女士在父親百歲冥誕紀念時出版的《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附冊的序文中的前言：「先父蔣渭川在二二八事件當中，接受政、軍、黨三方面之邀請，以及多位社會人士之督促之下，挺身出面參加事變處理工作是突然的決定，而事變急轉直下變成悲慘的結果是瞬間之事。先父為事變和平解決獻身奔波，雖曾一度順利的完成任務，但在最後卻很不幸與眾多台灣同胞一樣遭到喪女傷子家破人亡的悲慘命運。」明白的說明父親是在政─陳儀、軍─柯遠芬、黨─李翼中三方邀請之下出面協助收拾亂局，而且是早在2月28日和3月1日就有憲兵第四團長張慕陶及柯遠芬、李翼中分別來函邀請的。
我的父親不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員，從來不曾參加處委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是在事件發生之後，有地方人士與民意代表相率出面與官方交涉，提出改革要求，經由陳儀同意於3月2日開籌備會議，在此次事件的風暴中心─台北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主軸進展，成員皆是民意代表如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等。為了強化組織擴大陣容，會中決議全台各縣市參議員國大代表等均可參與，導致處委會組成份子轉趨複雜，派系爭權問題也逐漸產生。
處委會開會運作之後，於3月7日傍晚擬出32條處理大綱以及表決附議的10項要求，由代表送至長官公署，被陳儀斷然拒絕，代表中之王添灯省參議員向中外廣播，沉痛地表示：「處委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委會來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也才能達成全體省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同胞繼續奮鬥。」而結束了處委會的運作。
再說，當時任「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事、「台北市商會」理事長的蔣渭川，在好友陳清汾、李仁貴、張晴川等人勸說下，在事件發生後的3月2日決定接受陳儀的請託，但又顧及已有「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一切，他再出面參加收拾工作，恐會發生枝節，因而提出四點要求，希望陳儀長官能答應，他就能安心地出面協助收拾工作。這四點要求是：
(一) 不向民眾追究責任，以示政府寬大之誠意。
(二) 治安機關捕去有關此次事件之民眾，全部交其家族領回。
(三) 本事件的死傷者，不分省籍，一律優厚撫卹醫治。
(四) 緝菸開槍殺人的兇手，即時處刑示眾。
這四點要求是在蔣渭川與好友們乘張慕陶團長派來接人的車到憲兵團部見張團長時提出的，請張團長轉達陳儀長官，張團長先表示贊同即赴長官公署，陳儀也答應之後，即由張團長陪同一行人會見陳儀，隨即展開協商會談（不是「談判」，因蔣渭川是應陳儀的請託，出面幫忙收拾亂局，不是以民眾代表身分與陳儀談判）。
經過與陳儀3次會談5次廣播，冒著生命的危險為事變平息奔波之後，局勢一度恢復平靜，雖然與陳儀會談後決議的「九條改革方案」，遵照陳儀指示送至處委會，但不為處委會所接受，經再三說明此九條改革方案，是與陳儀會談決定的，且已對民眾播講宣布了，處委會始受理並謂將與處委會決定案一併提出。至此，事件看似已圓滿解決，暴動可望平息。但據近代學者的研究，已確認這是當時陳儀的緩兵之計，先在處委會和蔣渭川之間虛應敷衍，大玩兩面手法，分化打擊。實際已於3月5日去電南京的蔣介石主席，請其派兵來台鎮壓。
雖然蔣渭川於3月5日與陳儀第三次會談的前一日，3月4日應約與黨主委李翼中晤談，言談中感覺似有請國府派兵來台之意，心生不安，在李主委同意之下以「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名義，致電省黨部請轉國府蔣主席，懇請蔣主席「派大員蒞台善處以符眾望，千祈勿派軍隊鎮壓，庶免驚動民心」。蔣渭川擔心此電文來不及送到國府（多年後的研究證據顯示他的擔心是對的，李翼中根本沒送出此一呼籲），蔣渭川另以協會名義，委託美國駐台灣總領事─代轉南京的美國大使館司徒雷登大使─轉致國府蔣主席，請其「萬勿派兵來台」，電文如下：
南京美國大使館
司徒大使煩轉
中國國民政府
蔣主席鈞鑒
台灣此次民變純為反對貪污官僚，要求政治改革並無其他作用，請萬勿派兵來台，以免再激民心，並懇迅派大員蒞台調處，則國家幸甚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宣微
蔣主席確實收到由美使館轉來的電文，竟電告陳儀說他「置之不理」，認係「反動分子在外國領事館製造恐怖所演成」的，一場恐怖的大屠殺，因此無可避免的發生了。
陳儀等官員得知蔣主席派兵將至，即開始露出其真面目，照他們原計劃進行了。3月10日陳儀下令解散處委會，並分派武裝警察分赴各住家逮捕、虐殺處委會有關人士，及政建協會會員等。及至軍隊開至更是濫殺無辜，民眾恐懼萬分。
父親蔣渭川經營的三民書局，即為政治建設協會的會址，首當其衝於3月10日上午10時15分即被5名武裝警察闖入欲槍殺蔣渭川，雖因警察手槍卡彈而逃過一劫，四姊巧雲和小弟松平被追殺父親的子彈打中，一死一傷的慘狀，深印在我腦海中無法忘記。
蔣渭川在逃亡期間，得知處委會和政建協會人員被捕被殺無數，且大多是台籍人士社會精英，痛心至極，搥胸痛恨陳儀的不仁不義、言而無信欺騙了全台灣民眾。
感謝上天保佑，父親在逃亡一年當中，得貴人相助及家人堅定的信心終得以平安歸來，並在逃亡期間將他平日所寫的日記、記錄等整理出來寫成《二二八事變始末記》及《告白書》等將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真相，詳細敘明，準備日後有機會時，盡力為自己也為所有受死難者辯駁申冤，討回公道。
當時為數近兩萬人的死難者都被冠上「叛亂」、「企圖推翻政府」等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的，名譽性命都受到了冤枉，事後政府非但不依法處理，甚至為逃避歷史責任，在周全計劃下把事變真相資料隱藏或毀損，代以歪曲事實之資料誣罪於死難者，然後再以38年的長期戒嚴之卑劣手段，封住了台灣人之口，致使受冤屈的受死難者無處可申冤，無所可討回公道。
父親蔣渭川二二八事件後，在連拒絕的權利也沒有的情況下，接受了政府安排的官職，他無時無刻無不心繫著為二二八事件受死難者申冤的心願，無奈二二八事件因戒嚴，而被列為禁忌，至被迫退休為止，始終沒有機會達成。
我婚後偶而回娘家，總看到他倚窗遠望，向著總統府的方向，滿懷心事憂愁滿面，如今看過父親的手記遺稿，了解到父親在二二八事件時的遭遇，誣衊、冤屈、莫須有的罪名，還差一點失去生命。父親在其手記中稱：「自反言行均無負國家民族，不應以有用之軀橫受荼毒，更不應苟偷生存胡亂自新，以寒全省愛國志士之心，忍痛含冤以待天理國法俱在之日，挺身昭雪。」遺憾的是父親終究沒能等到天理國法俱在之日，就與世長辭。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父親淚流不止、萬念俱灰，他知道二二八的沉冤再難昭雪。一個月後的5月5日、80歲的父親經不住悲戚，終因無疾卻心肌梗塞，而離開人世。
每逢二二八紀念日，思及父親的清白生前未能獲得還回，原本寄望於解嚴後政府為撫平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而作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2年)，可是該研究報告，父親的不白之冤非但沒有獲得澄清，更多了醜化父親的論述，讓我們家屬覺得受到了二次傷害。而於2006年完成整編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由歷史學者與法政學者共同參與，內容主要將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的「元兇」指向蔣介石，認為蔣介石指派國民革命軍新編21師師長劉雨卿率兵赴台鎮壓，展開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應負最大責任。而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其他如：張慕陶、史宏熹、劉雨卿是鎮壓行動的共犯。這一本《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採用了相當多《蔣渭川和他的時代》一書中的記敘和觀點，頗令我們感到欣慰，但書中仍有瑕疵，如：認為蔣渭川有參與民意代表所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非事實，應可以找到更多證據來釐清。
期待著二二八真相早日重見天日。民間已經做了很多，希望能以政府之力彙整資訊、以政府的高度公開真相，把史實真相記載在教科書上以教育下一代，讓歷史傷痕真正的痊癒。
（責任編輯：Elinor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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