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正研擬「替代羈押」的手段，如由被告雇用保全監視自己，以防止被告在有罪判決確定前潛逃海外。惟如此的奇想，不僅是捨本逐末之舉，更有諸多法律正當性的疑義。
由於羈押乃限制人身自由，屬於最嚴厲的強制處分，故就防止被告逃亡來說，就只能是最後手段。只是目前替代羈押的措施，如保釋，因每個人對金錢的感受程度及經濟狀況不同，到底要課以多少的保釋金額，才足以防逃，就只能繫於法官經驗法則的判斷。更何況，某些富商巨賈，就算法院課予上億的保釋金，也屬九牛一毛、不痛不養，能有多少防逃效益，是個問題。
所以，在讓被告保釋之餘，勢必得再為「限制住居」且課予向警局報到之義務，才足以防制脫逃。惟被告一旦不報到，雖可對其通緝以再為羈押，但此時恐怕已無濟於事。就算法官要求警察隨時注意被保釋者的行蹤，但在人力監視有時間與空間的侷限性下，必會產生監控上的漏洞。這個問題，正暴露出我國防逃機制恐有諸多缺陷，致使原本該居於最後位的羈押手段，反成為實務運作的最優位考量，以致嚴重違反慎押原則，更有押人取供之感。
為了解決這棘手的問題，法務部就一直提出，第二審，甚至第一審判決有罪時，即應立即羈押的修法建議。但除非能確定所有判決都是100%準確且不會被最高法院推翻，否則，如此的作法，就屬一種有罪推定，致使羈押成為先行刑罰的手段。
也因法務部的提議不可行，司法院才提出類似自費請保全監控的構想。只是這種替代羈押手段，在無相關配套下，根本難以落實。如為防止被告脫逃，保全必然是二十四小時跟隨，費用必然驚人，就必然落得用錢換自由的口實。同時，法院還得先要求保全公司先行支付一筆高額的保證金，以為被告萬一逃亡時的擔保。而為了更有效督促整個監視工作，若被告逃亡，甚至得考慮對相關人員，以刑法第163條第1項的縱放脫逃罪來究責。若果如此，到底有多少保全公司願意承接這類任務，實得打個大問號。
不過，這種替代羈押方式並不是天馬行空，事實上它常見於美國，而且法院在要求被告自請保全的同時，也會對被告施以電子監控，而這部分的費用也由被告負擔。也因此，這種替代羈押手段，就一直被認為是有錢人的專利。也因此種措施的費用高昂，在美國就出現可以幫被告保證不脫逃的保釋公司（bail bond company）。這種公司會向被告收取一定金額或擔保物，再向法院出具保證書來擔保；若被告脫逃，法院就必須徵收或沒收保釋金。而為了防止被告脫逃，保釋公司勢必得緊盯被告，且在發現被告出逃後，也會出動所謂賞金獵人（bounty hunter）進行追捕。所以，自費雇用保全監控自己，實與美國的保釋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我國與美國的法制與文化皆屬不同的情況下，東拼西湊且一知半解的引入外國做法，恐只會帶來更大的麻煩。
所以，對於目前思考防逃機制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急就章，更忽略一個根源性的癥結：即現行刑事審判，往往未能落實迅速審判原則；再加以審判品質普遍為人詬病，以致常出現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使案件陷入長期訴訟，有心脫逃的被告，就會有相當充裕的時間為逃亡做準備。也因此，如何強化集中審理且落實精密司法，才是防制脫逃的正本清源之道。
【專欄、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