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1919－1969）在年輕時，曾一度認同國民黨的統治，1948年，徐蚌會戰後，目睹時艱，認清了國家的動亂，人民的疾苦，與國民黨的腐敗專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思想開始轉變，逐漸放棄以一個黨派對抗另一個黨派的想法，體認到中國的問題，不是派系口號所喊的那麼簡單，黨派偏見也不能適切解決中國的問題。
殷海光生命旅程中最輝煌的一頁，是與他在《自由中國》雜誌的十年密切相關。他雖然是台灣大學知名的邏輯學教授，但進入《自由中國》雜誌社，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影響更為深遠。
殷海光在《自由中國》最初一年，對「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並未疏理清楚，直到翻譯奧國學者海耶克《到奴役之路》才徹底轉變，由計畫經濟轉而提倡自由經濟。
從1957年到1960年，殷海光每年都寫文章紀念五四，作為《自由中國》的社論發表，自稱是「五四後期人物」，是「五四之子」，對胡適多方肯定與維護。如1958年胡適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徐子明教授出版《胡適與國運》一書，攻擊胡適崇洋媚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殷海光就認為此書毫無思想，缺乏常識。這年12月，殷海光在台灣大學以同一題目演講，提及對中國現代思想最有影響的人物，只列舉了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胡適四人。而對官方所塑造的偶像和三民主義並無半句恭維，因而「招致了某黨人士的極度不滿」，殷海光也泰然自若。
但殷海光與胡適在觀念上，並非始終一致，如殷、胡兩人圍繞「反攻大陸」「吳國楨事件」「容忍與自由」等問題，均發生了公開的爭辯。殷海光最初視胡適為真正自由主義思想家，堪稱是他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典範。殷海光又不斷借助胡適的象徵地位，極力闡揚自由民主理念，並為其所遭受的不實指控，挺身辯護。可是，卻也彼此發生尖銳的思想衝突，認為胡適是一個意志軟弱、容易妥協的知識份子。雷震案發生後，胡適未強力聲援，殷海光更對胡適極度失望。
雷震案的發生，殷海光甚感痛心疾首，雷震籌組新黨，他雖未直參與，但卻非常支持、贊成，在《自由中國》刊出＜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一文中，他對未來新黨的名稱、基本目標、政綱內容、工作重心和基本態度提出理論分析。在基本態度方面，他特別強調新黨要堅持是非，不爭權奪利，不玩弄陰謀詭計，不崇尚暴力，不要有地域之見。他認為在野黨的組織是勢在必行，是「大江東流擋不住」，唯有如此，才能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所造成的禍亂相繼的局面，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
殷海光還在《民主潮》雜誌發表＜我看雷震和新黨＞和＜法律不會說話＞，並與夏道平、宋文明三人發表了一份共同聲明，說：「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行人，因而他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言論負有法律責任；可是，我們是撰稿人，對我們自己撰寫的文字，我們從來沒有規避自己應負的言論責任」。針對警備總部在雷震起訴書中有關《自由中國》言論部分，聲明中還嚴正斥之為「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張冠李戴和改頭換面之詞」，並指出「這一編織的結果，與我們的文章原意完全不符，我們認為這種舉措，關係乎我們個人者尚小，關係乎言論自由者大，關係乎中國政治民主前者更大。」
《自由中國》有關民主自由的社論文字，絕大部分都是殷海光所寫。雷震是受殷海光影響下的勇者，他門二人合作無間，為台灣民主政治的發揚做了劃時代的貢獻，為人類爭取言論自由做了最精彩的榜樣。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的表現中，在使人們頭腦清楚方面，做了很少人能做到的大成績。他以簡明的分析，高明的遠見，清新的文筆，為歷來糊塗的讀書人指了迷津。在政論方面的文章，銳利得使敵人和朋友都為之相顧失色，而殷海光這些表現，沒有雷震的支持，就全不可能。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停刊，新黨不能成立，是民主自由大倒退，殷海光的感受絕對是刻骨銘心，痛苦達於極點。殷海光不畏黨國威權體制打壓，堅持民主自由價值，大義凜然，允為自由主義領港人，足令一些依附權勢的偽自由主義者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