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養成未來的法律人」？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賀德芬認為法學教育是人文教育，是人格培養的教育，但大學的法律教育卻變成補習班的前導。她主張應整頓補習班，「不要讓這樣的利誘來利誘我們的孩子，我們這個教育是不是整個要回到人本教育，就一個人完整的訓練」？「先做人再做法律人」。
賀德芬不客氣諷刺說，「我們最大的名師都來自於補習班」，「現在補習班名師多麼紅啊！多麼可以為所欲為啊！多麼樣地蹂躪我們的小女孩啊」！
賀德芬說，台大法律系進去第一年學生就說：我們要上哪個補習班？「這要怎麼去改革？四年的教育有多少的法律人要在這培養完成的，我們都沒有做到」，而台大通識教育課程開的也是荒誕不經，「怎麼樣去養寵物？怎麼樣投資？怎麼樣愛情計算一下分數？或是怎樣去算命」？這種課最受學生歡迎的，但不能怪能學生，而是大人的問題。
賀德芬認為司法改革不能完全冀望教育體制，她也對現行法律科系現在分科的型態感到憂心。此外，她也不認為陪審制就是司法改革的解方，「那是外國的東西，台灣今天能做得到嗎」？
台灣陪審團協會、永社、凱達格蘭學校、社團法人綠色逗陣之友會共同舉辦「2017人民期待的司法改革座談會」今（4）日進行第二天議程，上午以「如何養成未來的法律人」為題，邀請賀德芬以及真理大學法律系主任吳景欽、文化大學法律系主任許惠峰、輔大法律系助理教授姚孟昌等人進行座談，座談由律師、永社名譽理事長陳傳岳主持。賀德芬在與談時做出以上表示。
賀德芬說，她已經退休很久，也不參與社會事務很久。她以自己最近出版的新書中提到的啟頭，「我一輩子做為法律人，從18歲進入台大法律系，不到60歲就從台大退休，後來也參與另外一些事務後，在這個領域掙扎很久，但很慶幸沒做這領域逃兵，是完成了使命退休下來」。
賀德芬接著說，退休下來一段時間後，她發現她對法律是希望能做一個完全的了結，她幽默開玩笑說，原本不想再碰法律事務，但今天很意外來參加座談，「自己打自己臉」。
「我對法律其實不像各位這麼悲觀，因為我不能說我教出來的學生都是很壞的，都是恐龍；而我也不能說我對司法制度完全喪失信心，我沒有那麼悲觀」，但她之所以要退出法學界是因為自己個性使然，覺得自己不適合。「因為個性是比較浪漫，隨便，而不適合這種法律上字斟句酌、斤斤計較，一字可能影響一個人的生死。」
「我不認為司法那麼讓人悲觀或失望，也不認為司法那麼誇張需要我們整個社會來圍剿，我到底終身還是個法律人」，賀德芬認為，這不只是法學界的問題，「我們對哪一行有信心？我從事了20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最後反省為什麼愈來愈糟？我們司法改革是今天才談的嗎？從我進法學界就開始談」，她說，從她做學生、助教時，就知道法學界的問題在哪。
教改失敗 不只司法讓人痛心疾首
賀德芬表示，所以今天整個台灣的問題，並不是只有司法是這樣，「事實上我們談醫學、談教育、談媒體，哪件事不是讓我們覺得痛心疾首？台灣也走過來了。也走到今天的。所以我常會想，這恐怕不是台灣的問題，是人類的問題」，「難道英美法制沒有嗎？英美法學制度也好，司法制度也好，都是完美的嗎？都是我們要學習的嗎？他們不是天天也談改革嗎？」
「所以我要給各位打氣說，其實不必那麼悲觀」，賀德芬接著說，從她個人經驗，她是一個完整的法學人，到她從台大退休後，曾經歷民事訴訟、刑事訟訴和行政訴訟，「都經歷過也都參與了。我有沒有碰到好法官？我覺得我碰到非常多的好法官，很認真的好法官，有沒有碰到很爛的法官？沒有。到最後的時候，最高法院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些判決，然後台南高院為了要把案子趕快能終審，就做了非常草率的判決，當然我很不滿」。
「所以我對整個司法制度，司法改革就是這麼一回事。打贏官司的人每個都說，司法終於還我清白；打輸官司的人最後的結論都是政治迫害，整個客觀一點，沒有黨派的，司法它最後就會落入這樣的境界，有贏有輸嘛。贏的人不管黨派都一樣，終於還我清白，輸的人都覺得會喊冤，覺得不公，只有我會默默地承受，因為我客觀評價，每個領域都有它的問題存在，都有好有壞」，賀德芬強調。
「怎麼面對這問題，走過坎坷的路，讓社會一步步往前走，才是我們今天必須要面對」。賀德芬接著說，法學教育「不管是課程評鑑的問題，少子化的問題，當初不從法學教育著手，去從事高教改革，結果是愈改愈糟。」她說，她的總論是回到人的品質的問題。
賀德芬陳述她所遭遇的司法故事，「曝露了整個台灣教育的腐化。腐化到什麼程度？各位不能想像。我在國立大學，第一流的大學，所以我都是用台北的觀點看事情，用台大的觀點來看教育，所以當時我們要求的是在校園內講民主，所以要求校長遴選，我們選出的校長是一個什麼樣的校長，這才是讓我痛心疾首到說，台灣將來會亡在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手上」。
「我們這樣努力去推動校長遴選，選出來的校長是個什麼樣的校長！然後整個高教改革是怎麼樣的失敗！這是我親眼經歷過」，她強調，整個改革是全面性的面對。
私校與財團勾結 補習班「蹂躪小女孩」
她說，當時的教育部長是鄭瑞城，「我去問他，你難道不知道私立學校在做些什麼嗎？他說我們都知道，教育部如果認真去處理私校的問題，七天之內，教育部人都會死光，會累死！所有問題都知道，可是我們怎樣改革，沒辦法推。不是表面上少子化的問題，改革的問題，其實都是官商勾結的問題」。
「私立學校哪裏還有像以前說，我是義舉、興學啊，根本就是財團在操縱土地，然後拼命想要賣土地，政府能貼補之後，養成一個非常大的怪獸在那」，賀德芬說，她關注的是希望大學教育是人文教育，是人格培養的教育，「那法律教育為什麼能夠自外於這樣的體制呢？結果法律教育現在是什麼？它是補習班的前導，我們最大的名師都來自於補習班。現在補習班名師多麼紅啊！多麼可以為所欲為啊！多麼樣地蹂躪我們的小女孩啊」！賀德芬說到這裏，台下不少聽眾會心一笑。
賀德芬又說，「台大法律系進去第一年學生就說，我們要上哪個補習班？保成好呢？還是什麼元，還是什麼」？台下有人說「高點」。賀德芬說，「這要怎麼去改革？四年的教育有多少的法律人要在這培養完成的，我們都沒有做到。不要講通識課程只有一、二十個學分，那個都是沾沾醬油，營養一下，所以台大通識教育課程開的也是荒誕不經啊！怎麼樣去養寵物？怎麼樣投資，怎麼樣愛情計算一下分數？或是怎樣去算命？這種課才是最受學生歡迎的」。
賀德芬說，學生本來就不懂，本來就是來希望得到最方便、快速的捷徑，「問題在大人啊！你大人怎麼開得出這樣的課程來」？她很慶幸一輩子沒做過什麼行政主管，沒參與他們的開會，「都是大人啊。從做官的部長、次長，一直到大學校長，你們自己在做些什麼」？
「我當然只能以台大為例啦。等而下之當然可以想見其他學校在做些什麼事」，賀德芬說，「鄭瑞城說他很羨慕我有私校經驗，我說也是，就人身的歷程來看，還不容易有這段經驗」。賀德芬自台大法律系退休後曾轉往南華大學任教。
「至於你改革要怎麼改？我都不太冀望教育這個體系。要說完全失望也未必。總是要往前走」，她強調，整個大學教育怎樣還本溯源，要去整頓我們的補習班，「不要讓這樣的利誘來利誘我們的孩子，我們的這個教育是不是整個要回到人本教育，就一個人完整的訓練」，「先做人再做法律人嘛」。
急著分科造就「法匠」 應重視基本法學
「當然現在法律科系非常多元化，談金融、談智產權（智慧財產權），可是這個東西不是大學教育可以去承擔的」，賀德芬以她自己專長的智產權為例，「智產權的發展哪裏是一個法律人可以追得上的？現在網路的時代怎麼可能追得上？可是當我們在判決一個智產權的案子，法學裏面最基礎的民事保障原則，基本人權的維護，怎麼樣正當使用？怎樣讓公益和私益平衡？在智產權怎樣去界定使用範圍，去界定損害賠償的界限？這都是基本法學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法學教育裏，不能把這樣基本法學的基礎打好的話，反而是四年的法學教育，要花一、二年去學這專業的話，就算有豐富的金融知識、網路知識，她認為這樣只會造就一個「法匠」而已，「整個司法品質是不可能提升的」，如果大家還這麼功利要求一個法律人，既有法律素養又有專業知識，什麼案子都非常精通，實在是也太苛求了，「那不是一個人的社會可以做得到的」。
賀德芬強調，人還是要回到比較單純、原始的教育動機，而不是盲目去追求多元化、科技化的前進的社會，「法學教育是屬於教育的一個領域裏面，當法學教育的基礎完成以後，再去追求分科的教育，這可能是司法院、法務部要去加強的專業訓練，甚至在整個漫長的司法生涯裏，其實可以不斷建構，在裏面去充實專業。」
「目前除了本科外，設了很多的科研所、法科所、財經所，招收不同領域的學生進來，好像他們都已經具備全人的人格了，現在只要給他們加強一些專業領域，他們就是個完整的法律人」，賀德芬對此感到憂心，「因為他們不具整法律人的人格，然後又突然加了很多淺薄的法律知識以後，就要求它在專業領域非常完備，然後就下放下去就可以審理案件，這就是我們現在急功近利社會，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所形成的一個必然趨勢」。
賀德芬最後強調，現在要檢討這個，「我不認為我們就跟著美國、英國制度走，像陪審制，那是外國的東西，台灣今天能做得到嗎？我一向是唱反調的，一向沒走在主流的趨勢，所以我必須問，我們這樣做是對的嗎？這值得大家深深反省，沈潛下來去做考慮」。
賀德芬的論點也獲得現場迴響，包括之後發言的許惠峰，以及現場提問的聽眾都肯定她提出法律人的人格教育論點，而稍早發言的吳景欽則提及私校評鑑及教育部「管太多」的問題，一開始不同意真理大學設法律系，只好名「財經法律系」，但卻在評鑑時被為難，「後來改名法律系就好很多」。之後賀德芬在補充說明時也提及多年前她就主張應該要把教育部給廢掉。